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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古代哲学反思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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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30

中国落后么?

既然,欧洲主要国家两、三百年前就已陆续进入资本社会,而中国还盘桓在封建社会,当然是落后了。把十八、十九世纪科学、技术、军 事、金融等方面与欧洲诸国的巨大差距,解释为整个文明的差距,中国“封建”,中国“落后”,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主旋律。

科学、技术,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不同的文化传统之间虽然存在着差异,却没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但迷信历史决定论和社会进化 论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却不是这样看问题。一次交响音乐会后,一个北京大学的教授满怀感慨地对我说:“人家两百多年前的音乐就那么雄 壮,乐器就那么先进。咱们中国怎么就没有交响乐呢?落后啊!”首先,形式和风格不是判断音乐质量的标准,乐器制造技术更不说明文化 的“先进”与“落后”。十七世纪意大利艺人们制做的乐器,其音质饱满浏亮,富于特色,无与伦比。一只斯特拉迪瓦利琴,价值钜万,为 全世界的小提琴大师们所珍爱。很多人使用最先进的声学、材料学和计算机技术,企图仿其万一,都没有成功。交响乐的创作在海顿、贝多 芬、舒伯特的时代达到了高峰,以后渐渐萧条下来。这些当然是我们的名牌大学教授不能或不愿意知道的。迷信欧洲“先进”,诅骂中 国“落后”,“五·四”以来知识分子论断荒谬,大抵如此。

西方人讲现代政治,政、教分家是个大关键,因此,与鼓吹建立伊斯兰圣国的宗本主义发生冲突。在中国,三千年前周朝建立时,就开始明 确限制宗教对政治的影响。周朝的最高统治者自贬帝号,称为王。帝是天帝;王是人王。这恐怕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政教分离的政权。从此 以后,中国的政治哲学,特别是儒家、法家和道家等对政治影响深刻的流派所讨论的,几乎完全是人与人类社会的题目,是很彻底的人文主 义哲学。中国的官僚行政体系,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高度成熟,高度实用,是诸多朝代长治久安、兴旺发达的重要基础。中国的仕进制 度,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建制最完善的,培养、选拔、任用平民成为政治人材的制度。假如说封建比较“落后”,中国的封建制度早在两 千年前就结束了。中国的佛学,精深博大,应该是思辨趣味最高的哲学之一(希腊文“哲学”的本义为“爱智慧”)。中国文人丰富、精致 的诗、词创作,是世界抒情文学中最杰出的部分。闭眼不看这些事实,一味人云亦云,自我否定,把传统中的一切,甚至很多不相干的东 西,如裹小脚、抽大烟、留辫子、穿长衫,一概当作落后、不开化的象征。然后,痛哭流涕,慷慨激昂,要“救亡”,实在是人不亡国国自 亡。

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落后,不说明整个文明、整个国家和整个社会全面落后。把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说得一无是处,远远落后于西洋,要彻 底决裂,脱胎换骨,是“五·四”人偏见。

中国有贵族阶级么?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流行的观点,把中国社会划分成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两个阶级。一切官僚、文人、士大 夫都是“高高在上”,不识耕种的贵族统治阶级;农民则是“劳动人民”,被统治的阶级;阶级之间的划分和矛盾极端深刻。

事实上,中国至晚在战国时,世袭贵族的制度就开始瓦解了。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贤纳士,汉武帝下诏求茂才异等,乃至于隋唐以后的科举, 是中国官僚制度从荐贤、贡举到分科考官,逐渐成熟,逐渐制度化的主线。以唐朝的科举制度为例:所有官员和农民的子弟,只要出身清 白,没有犯过法,都有机会进国家和地方政府出钱开办的学校学习。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全国人口约八百多万户,而各中央、地方学校在 校学生总计约七万三千五百人。学成之后,依照品行的优劣,由邻里乡亲推荐,地方长官核实,就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而科举考试是获得作 官资格的最主要的途径。另外,还有约六万四千公共职员,也可以通过考核选拔,成为九品以上的正式官员(在唐朝叫做入流)。这些都明 确记载在史书中,不能有什么怀疑。二千多年来中国官僚政治的原则,从来是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的!在中国,有贵人,而没有贵族 阶级;有穷人,而没有平民阶级,那种与欧洲封建时代类似的阶级划分和对立,早就绝迹了,官、包括大官的来源几乎全都是“劳动人 民”。

最近这两千年,中国的“穷人”与“贵人”之间的关系,远比我们所想象的亲密得多。欧阳修的《相州昼锦堂记》有一段精彩的开端:“仕 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盖士方穷时,困厄闾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礼于其嫂,买 臣见弃于其妻。一旦高车驷马,旗旄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 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对穷人与达官之间的关系,摹写、论述之确当,古今中外,无与伦比。欧阳修自己就是这样一个“穷人”出 身,而成了名满天下、身踞要职的人。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死了。母亲没有改嫁,而是带着年轻的欧阳修艰苦度日。欧阳修学写字,家里 买不起纸、笔,就在沙土上划。后来,欧阳修不仅作到参知政事(副总理)、枢密使(国防部长),而且成了一代文坛的领袖,开创了有文 人特色的宋朝诗、文和词的风格。“劳动人民”入仕作官,致仕(退休)之后,又回家去种地,这是绝大部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履历。嫂子 不肯煮饭给他吃的苏秦,和被妻子唾骂出门的朱买臣,是两千年前的例子,而《红楼孟》中的贾雨村和《儒林外史》里的范进,是晚近的故 事。

“五·四”时的那些有良心、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们,把社会的不公平现象归纳起来,编出一部“中国阶级斗争史”的剧本,为的是给自己安 排一个英雄角色:挺身而出,以被统治、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监护人自任,保卫他们的利益,捍卫他们的文化,抱怨他们的愚 昧,为他们启蒙。这种令人陶醉的自我升华是他们生存的意义和战斗的动力,是自我激励的心理疗法,而阶级对立的理论正是其中的兴奋 剂。为此,他们无视中国农民与士大夫的密切关系,无视社会道德共识的形成与发展,无视士大夫文化的来龙去脉,不惜删改事实,曲解历 史,拿来做行动的依据。我们把这种历史观叫做“平民主义”,这个“平民主义”至今毒害着众多善良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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