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五·四”人最大的敌人。他们不仅把《诗经》、汉赋、唐诗、宋词看成统治阶级的垄断文学;把社会的道德共识看成是 压迫人民的工具;甚至连语言、文字都被认为是专门用来愚弄、难为老百姓的。陈独秀提出要推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 学”;胡适把两千年的文学成就斥为“用死的语言做的死的文学”。

语言、文字是文学的载体。中国人读书学文。孔子说：“何莫学夫《诗》”，说：“不学《诗》，无以言”。学好了，入仕作官，富贵显 达。所以，与其它民族不同，中国古代的文学大家很多都是朝廷大臣。这是中国的制度对政治家的素养要求特高，鼓励天下人学习文化的结 果。并不是先有一个贵族阶级，然后才有贵族文化。更谈不到贵族阶级故意把语言、文字弄得艰涩难懂，把文化据为己有，垄断起来，不让 老百姓学习、创作。 文学是这些政治家的业余创作：他们得官在位，居庙堂之高，则或描写官宦生涯，或时而反映国家大事;去官归隐，处 江湖之远，则或抒发个人情感，或依然拳拳顾恋中央政治，忧国忧民。至于他们对市井田里的普通人的命运和日常生活描写不够，最多只能 算作不足，可以补充，不能一概“推倒”，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古代，有“文人的文学”和“非文人的文学”，却没有“贵族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话本和戏剧是非文人文学的两个重要组成部 分。而这些话本和戏剧的主要体裁，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被病诟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这些作品中常常带着明确的道德 判断;含着做好事、受曲折，会有好报应的愿望，正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东西，古今中外，没有很大的差别。好莱乌那些顶叫座的片子， 无非如此。

城里说书，讲的是三国演义、封神榜，下边座无虚席，听众如醉如痴;乡下演戏，唱的是张生、莺莺、杜丽娘，农民拖家带口，骑驴撑船， 争着来看。“五·四”人以为这些都要不得。他们批判话本，写小说;鄙夷戏曲，编话剧。以为只有舶来的形式，老百姓才喜欢;非要讲破落 小人穷困潦倒的故事，老百姓才觉得有认同感。其实，哪个老百姓会自愿去同那些生活中失败的角色认同呢?分析心理中的阴暗面，把普通 人见不得人的东西拿来曝光，斥为“民族劣根性”，正是“精神贵族”们的爱好。偶尔在网上看到一个报导，说鲁迅成了现在学生的“公 敌”。大家一致认为他的东西难懂、偏激，遣词造句亦颇可非议，其中以“狂人日记”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为尤。鲁迅小说中的人物 虽然因为被放在中、小学课本里，成了人人必读的东西，而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伤逝》拍成电影，就是不叫座。假如有人鼓起勇气去 拍阿Q ，一定不如那些讲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宣扬统治阶级糜烂生活，陈旧腐朽的“杨贵妃与唐明皇”、“还珠格格”、“杨家将”一类 受人欢迎。“五·四”知识分子以使命自任，强迫老百姓合上他们的口味，不合他们的口味，则或者是“歌颂统治阶级”，或者是“低级趣 味”。

深刻、揭露的文学不是不好，不是没有价值，只是不能神化，不能硬说老百姓喜欢，否则就是强奸民意了。

和而不同——自信与宽容

古人说：大道和而不同。所谓“和”，是了解世界的多样性，尊重不同的观念和行为，以自己的条件和经验为出发点，考查、借鉴他人的优 劣、得失，取长补短。这样，自身可以得到不断的充实、完善，又给予他人生存的空间，所以能够即自信，又宽容。所谓“同”，则是以为 世界上只有一个真理、一个规律、一个高尚的道德、一条正确的道路。于是，狂妄的人则将自己的一管之见强加于人;而自卑的人则放弃自 我，一味追求与众人相同。结果是：或者剥夺他人自立的权力，或者牺牲自己的优点与特长;或者刚愎自用，强暴专横，或者朝秦暮楚，随 波逐流。唯有见识广，阅世深，勤于思考的人，才能明白“和”的道理。而孤陋寡闻，愚钝懒惰的人，见到一样，尝到甜头，立即奉为至 宝，无暇旁顾。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人类社会是复杂、多样的。随着地理、宗教、文化传统、特别是政治体制的不同，每个民族都经历自己的命运，创造自己的历史。总结一个 地区——比如人口不多、地域不广的欧洲——的经历，推广来解释整个人类的历史，断定人类社会的进程必有固定不爽的轨道，一切国家、 一切民族不能例外，以为找到了这个规律，就把握了“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把人类历史比作单轴坐标系，把不同的文明拿来排队，以判 断它们的“先进”与“落后”，“优秀”与“低劣”，这是因为，持历史决定论和社会进化论的人们不懂得“和而不同”的原则。迷信这样 狂妄寡陋的成见，以为欧洲的文明才是唯一优秀、唯一先进的文明;把西方文化悬做标准，自己对号入坐，紧跟在人家屁股后边，生怕追得 不快、学得不象;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则深恶痛觉，必欲彻底砸烂而后快;史书记载有合不上那些成见的，就搜求野史、传说，曲为解释;有 人批评这种盲目，就骂做腐朽顽固;老百姓不理解，就是昏睡未醒。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毒害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做人、做事、做学 问，常常如此。这是要灭绝国家民族的文化传统，不是救国，而是祸国。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很多干将去过日本，认为日本学西洋学得特别到家，是其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可日本并不曾诅骂、抛弃自己的传统 啊。看见邻居门上春联子写得好，回来就把自家的房子拆了，打成废墟，要照着人家的样子，彻底重盖。就算你花了十年心血，盖得跟人家 一模一样，说不定人家又起新房子了。这样邯郸学步，刻舟求剑，踩着人家的脚印子，亦步亦趋，难怪折腾了百十年，还是落在人家后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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