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可能世界与必然性

“可能性”与“必然性”处于矛盾之中，表现在《逻辑哲学论》的体系，即可能世界与必然性相冲突。“只有一种逻辑的必然性”[1] 84，6. 37;“而在逻辑之外，一切都是偶然的”[1] 80，6. 3。也就是说，如果一条规律是必然规律，那么它只能是逻辑重言式——从日常语言理解，就是空洞的同语反复。所谓因果律，只是为了理解世界而做出的预设，并无逻辑上的根据。因此，在逻辑之外不存在必然性。为什么会这样?是否可以存在后天的必然命题?

这个问题应当从可能世界语义学中的“可通达”概念出发予以考察。然而，在维特根斯坦建构《逻辑哲学论》体系时，可能世界语义学尚未成型。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维特根斯坦的理论在伦理学领域的贫乏。

《逻辑哲学论》的体系容纳一切可能世界，简单地说，一切都是可能的——只要符合逻辑。用可能世界语义学的术语说，在维特根斯坦的系统中，任何一个可能世界与任何另一个可能世界是可通达的。这就已经决定了后天必然命题不可能存在，因为除重言式以外，不可能存在一个在所有可能世界中都真的命题。但是在克里普克的可能世界模型中，并非所有可能世界都是可通达的。于是，可以存在一个命题，在所有与现实世界可通达的世界中都为真，虽然此命题不是在所有可能世界中为真。这个命题就是后天的必然命题。如果这个命题表现为规律(或类规律)的形式，它就可以成为一条因果律。这种可能世界模型的优点在于，既容纳了可能性，又为必然性开辟了保留地。维特根斯坦的世界则不同——只留下可能性，驱逐了必然性。

维特根斯坦曾声称，《逻辑哲学论》以伦理学为核心，但是关于伦理学的论述只有非常晦涩的短短几段。所以只能说，伦理是神秘的。这种局面是由《逻辑哲学论》的逻辑结构决定的。

在《逻辑哲学论》描述的世界中，一切事实都是偶然的，唯有逻辑重言式是必然的。因此，在一个行为和行为后果之间，不可建立必然性的联系，因而伦理义务不可建立在对后果的分析之上。“伦理与通常所谓的赏罚没有关系。因此关于行为的后果问题必然是无关紧要的”[1] 86，6. 422。在维特根斯坦的体系中，这是不可避免的结论，因为行为与后果无关。然而，一旦接受了这个结论，一切立足于效果论的伦理体系就不可救药地崩溃了。另一方面，立足于义务论的伦理体系也无法幸免。义务论伦理学立足于由原理到行动的推理，而在《逻辑哲学论》的体系中，非但原理的地位无法保障，由原理发出的推导也没有合法性。那么，在伦理学领域中，还有什么可以保留下来——除了一句空洞的“伦理是神秘的”?在伦理学方面，维特根斯坦令人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