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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看

维特根斯坦可谓是现代语言哲学的开山鼻祖。据说，“语言游戏”这个概念来自于维特根斯坦观看球赛时产生的灵感。他说:“我也将由语言和行动(指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那些行动)所组成的整体叫做语言游戏。”[2](P7)正如维特根斯坦所指，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在于其使用，一个词的含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这也正是语言游戏的要旨所在。语言游戏存在于人类活动中，或是“生活形式”的一部分。语词或句子没有独立自主的“真正的”意义，它们的意义要视它们被用在什么语言游戏中而定[3](P162)。因此，对于外来词汇的涌入，我们不能单一地将其判断为文化的入侵和本国文化的异化。相反，我们应当看到，相同词汇在不同语言游戏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含义以及产生的不同作用。比如，国门初开时从日本引入的“不景气”、“新锐”、“完胜”、“人气”、“友情演出”，它们符合了我们的需要，并在我们的“语言游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此也可以判断出我们在经济等方面的发展。而现在的一些漫画词汇，如“宅”等，也反映了我们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所以，词汇、语言只是人类用于表达自己情感的外在方式与符号，是工具和手段。至于这些符号是自己所造还是他人所造无关大碍，我们只是选择适合的而已，更无须恐慌。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的特点之一是语言游戏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约定俗成却又不断演化，往往具有任意性，由之产生的悖论就在于“规则实际上不能决定任何行为方式，因为每种行为方式都可以做得符合规则”。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词汇的变化、语言的变化其实是具有“符合规则”的“任意性”的。说“任意”是因为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这是由它的本质特征即其社会性所决定的。正如季羡林先生说:“全世界的语言文字发展演化的历史都证明了一个事实:语言文字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4](P1)世界上的东西都不会是一成不变的。说其“规则”是因为语言有自我选择、自我调节的功能。新生词语的产生、流传、消失是不以人的主观好恶或意志为转移的。语言规则常被人们在不知不觉中遵守、违背、突破、直至创建新规则，周而复始。这些潜在的“规则”无迹可寻却又无处不在。因此，对于新生词汇大可不必恐慌，不要把词汇的变化无常、纷繁复杂简单地归结为文化的沦陷，伦理的丧失。

二、从马克思语言观中的实践生存原则

看马克思与西方形而上学对语言的理解不同，在他看来，语言是现实的、感性的意识，语言作为人对存在本身的一种非逻辑的领悟和无意识把握的凝结[5](P369)。语言的目的只是试图表现人的本己存在方式或活动方式的诗意性。由于语言植根于人的存在的感性活动中，因而说人生存于自己的文化世界中就是说人生活在自己的语言世界中。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语言是人类的家园。”从马克思语言观我们可以发现实践是人的特有的存在方式，是人类存在的真理形式。人类生活的过程就是人们的物质生活过程，人类发展实践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在改变自己生活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即语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社会的镜像折射，社会的发展变化引起语言的发展变化，这种变化最明显地体现在新生词上。而新生词的选择、使用取决于人类的实践活动，新生词承载了复杂的社会文化信息。实践同时也决定着新生词的生命力，一些曾经陌生的网络语言现在已经非常熟悉，如“下载”、“链接”、“复制”等等，早已被我们接受。重大社会事件常会催生新词语“群”，如“范跑跑”(表示胆小、不负责任)、“郭美美”(表示造假)等。这些词汇势必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退出我们的使用范围。由此可以看到我们完全不必为新词的蜂拥而至及其貌似无序的状况吓倒，实践是隐藏在语言背后无形的指挥棒，指引着语言前行的道路。新词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社会将持续发展，语言也会永远常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