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中国革命的道路就是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进而一步一步解决整个中国的革命与建设的问题。可是在有教条主义思想的同志那里，对这样一条中国革命的逻辑觉得不可思议，说什么“列宁没有讲过”(《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74页)!在他们的思想里，“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4页)。毛泽东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理和十月革命的经验，经过加工提炼而中国化了。

教条主义既可能以“左”的形式表现出来，又可能以右的形式表现出来。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王明的先是“左”倾机会主义后来又是右倾机会主义，无不以刻板地套用马克思主义或外国的历史为思想的出发点。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右倾机会主义给革命带来的失败，经历了农村根据地和红军的蓬勃发展，经历了“左”倾机会主义指导而遭受的巨大挫折，经历了抗日战争初期右倾机会主义干扰的局部损失，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全党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从中国革命的战争战略、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等若干方面，开始全面而深入地检查教条主义的错误。在这样的时候，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思想：“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中国化就为朋友们简诉到此。

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