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认为马克思是19世纪历史进步观的俘虏。这一指责是不准确的。 详细内容请看下文马克思的两种历史进步观。

马克思的进步观是辩证的，它既考虑到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消极方面，也完全有别于那种认为现代文明会导致社会生活逐渐且必然改善的观点。然而，马克思的这一辩证法是不完备的，而且也没有免于目的论因素。实际上，在马克思历史进步的辩证法中，存在着两种不同进步观的张力。

第一种进步观是黑格尔主义的、目的论的和封闭的。它表现了一种欧洲中心论的世界观。这种进步观认为，历史具有终极的、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目标，“历史事件”都是历史进步螺旋式上升中的某一时刻;而“理性的狡计”则能解释通向自由王国的不断运动中的每一事件(哪怕是最可怕的事件)。

在1853年另一篇文章《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里，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在印度，“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尽管“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但资产阶级和工业却“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同上，第772页)，这个新世界就是社会主义。这篇文章的著名结论充分表现了第一种进步观的宏大和局限：“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同上，第773页)

马克思清楚地看到了资本主义进步的矛盾性质。他从未忽视资本主义的邪恶面，但他同样坚信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对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是具有历史进步性的(也就是说是有益的)，因为它为“伟大的社会革命”准备了道路。

这种目的论的、欧洲中心论的论证，无疑为第二国际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教条提供了基础。这种决定论的社会主义观念认为，社会主义是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不断增长)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也使得某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外观的理论将殖民和帝国主义扩张辩解成“进步的”成为可能。最后，它还能为斯大林主义的生产力论(stalinist

productivism)利用。该理论将“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工人对经济的民主控制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