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有这样一条记载：

子大叔见赵筒于，倚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日：“是仪也，非札也。”简子日：“敢问何谓礼尸对日“……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为九文、六千、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1为父干、兄弟、姑姊、甥舅、昏靖、姻亚，以象天明;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干好，怒生于恶。是故审行信今，祸福赏罚，以制死生。。

在这里，“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的“礼”亦即伦理道德规范并没有脱离人的感性欲求，而是以这种感性欲求为基础的。于是，须呈上“六畜”、“五牲”、“三牺”之类祭品，“以奉五味”;装点“九文”、“六采”、“五章”之类的纹饰，“以奉五色”，献上“九歌”、卜L风”、“七音”、“六律”等音乐，“以奉五声”。“味”、“声”、“色”都是人的感性欲求，这些感性欲求的满足并不与“君巨上下”的沦常秩序相矛盾，倒恰好是维护这种伦常秩序的手段。子大叔特别强调了人的“哀”、“乐”、“喜”、“怒”的情感的重要价值。“喜有施舍”，看来，这种情感是与“善”相联系的，“喜生于好”，即喜生于善;“怒有战斗”，显然，这种情感有激发人与邪恶势力做斗争的作用。怒生于恶、因恶而怒，由怒而争。“喜”“怒”都是人必须有的情感，不能加以压抑、排斥，重要的是需要有一定的伦理观念加以规范、指导。

孔子，这位念念不忘“克己夏礼”，终日口不离“仁”的儒学开山祖师，他也不排斥感性人欲。他在与弟子言志时，最欣赏的是曾点吃人生观：“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俗于沂，风乎舞害，咏而归。”这种人生观既是审美的，又是伦理的。朱吝对此有个解释：“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大柄欠缺，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大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于乎力之未者，其气象不作矣。故大子叹息而深许之。”①

朱熹诚然是从他的理学立场未解释的，他不愿直说“人次平也尽孔子所了、而说：‘曾点之学”是“胸次悠悠，直与大地万物，上下同减，各得其所之妙”。但这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又是在耳目之娱之、艾现的，岂能与入的感性欲求无关呢了?

人是不能离开感性欲求的，孔子倒是相当它买地承认这一点，吨幻八良就颇多讲究，所谓“食不厌粗，肚不厌细”。当然，他的最而的庐性政求是在审美的愉悦中进入一种超功利的境界，这种审美的愉悦是百通伦理的。“乐”、“义”相通，“情”、“理”相流，人与大地刀构同体。这种境界与庄子的境界虽不能说完全一致，但至少是有共同之处的。

孔子之后的儒学大师如孟子、苟子、董仲舒、韩愈等均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人的情欲，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古文家韩愈的观点。韩愈反对把“性”和“情，，截然分割什来，而主张“性，，与“情”统一，同时他又指出：情是以性为基础的。他说：“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k昔，接于物而生也/①这就是说，性是与人的生命一道来的，先天的;情是由外物的感动而产生的，后大的。韩愈说的“性”其具体内容是“五德”即仁、义、礼、智、信。他说的情是喜、怒、哀、惧、爱、恶、欲等七情。在五德、六情的基础上，他建立了性三品说，把人性分成上、中、下三品，三品的性与三品的情一一相当，性是情的基础，情是性的表现，因情见性，因性生情。宋代的王安石发展了韩愈的学说。他认为性与情的关系是体用的关系，提出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的观点。他说：“性、情，一也。世有论者曰：性善情恶，是徒识性情之名，而下识性情之实也。喜怒哀乐好恶欲，未发于外而存于心，性也。喜怒哀乐好恶欲，发于外而见于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②王安石不同意李翱“害性者，情也”的观点，他认为情既然是性之用，其发动之处就有可能入千善，也有可能入于恶。就是极力主张“存夭理灭人欲的朱熹也说已”天理人欲几徽之间”，③“若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亦岂能无”风“虽是人欲，人欲中亦有天理、“天理人欲无硬定底界”0。这就说明朱裹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人的感性欲求的。

未明理学由朱聋的重“埋”到王阳明的重“心”，一方面标志着理学体系逐渐走向解体，另一方面也说明这种伦理学说进一步走向审美了。在“心咆个无所不包的精神圈子里，理性、感性、自然、社会、现象、本体、知和行都浓缩集中在一起。“道心”与“人心“良知”与“灵明”经常混在一起，不可分离走向同一。“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这个便是性，便有天理。”。这里，“视听言动”的感性，不仅彼承认为“性”，而且被认为是“天理”的前提，因此，比之程朱理学，王派后学何心隐等更多地强调感性倾向，更多地注重情感欲求，更带美学色彩。

亦如孔盂力图把伦理原则诉诸人的心理情感一样，宋明理学也把吓人的“天命人性”一——伦常秩序、道德原则归结到充满活力的心理情感上去，变道德他律为道德自律，他们经常讲“孔颜乐处”，将它视为人生最高境界。这种境界是既带伦理色彩又带审美色彩的。象颜回，“一革食，一瓢饮，在陋巷”，生活是极端穷困的，在别人是“不堪其忧”，在他却“不改其乐”。孔子对颜回的人生观极为赞赏，誉之为“贤”，这“贤”是一种道德修养，又不只是一种道德修养，是一种审美态度，又不只是一种审美态度。准确来说，它是属伦理又超伦理、准审美又超审美的目的论的精神境界。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在控诉宋明理学“以理杀人”的同时，进一步发展了自然人性论，肯定人的感性情欲，李卓吾讲“童心”，戴震讲“血气心知”。到近代，受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影响，对人的情感欲求就更强调了。

从以上分析来看，中国传统的伦理学不仅不排斥人的情感欲求，而且肯定人的情感欲求，并力求将这种情感欲求纳入理的轨道，或者将理植根于这种情感欲求之中，以实现情理的统一。

中国传统的审美据情纳理，中国传统的伦理据理纳情，二者自然而然地趋向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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