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人与文化的本质性关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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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文化安全研究,首先要明晰人与文化的关系。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看,人与文化之间具有一种共在关系。一方面,人是有文化的人,具有一定的文化特色和文化品质,文化是人的精神家园和身份象征;另一方面,文化是人的文化,文化具有属人的性质和人为的必然,文化来自于、表现于和存活于生生不息的人的世界之中,是人的生命力和主体性的张扬与展示。人的存在离不开文化的存在,文化的存在也离不开人的存在。人与文化的共在关系使得文化安全研究具有人类终极关怀的现实性意义。

[关键词]人;文化;共在;文化安全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8-0055-04

李金齐(1965—),男,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哲学、文化安全理论和全球化理论。(江苏徐州221116)

本文得到中国矿业大学科技基金项目(项目编号:OG061063)的支持。

人与文化的关系是文化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永恒话题。人们不断地考量和解读它,这既是人类的本性使然,也是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必然,更是人类不懈追求文明进步和趋向文化自觉以达到人类解放应然状态的历史性展示。这一展示既是文化的意义向人逐渐打开和回归人自身的过程,也是人追问文化的意义进而追问人的意义的过程。在现实性的意义上,当我们关注文化安全这一时代课题的时候,人与文化的关系作为一个首要的在场问题需要我们明确地解析。笔者认为,人与文化是一种共在关系,即人是有文化的人,文化是人的文化,人的存在离不开文化的存在,文化的存在也离不开人的存在。

一、人是有文化的人

“人”,是人的世界中具有恒久性和诱惑力的斯芬克斯之谜。可以说,自从有人以来,围绕“人是什么”、“人何以为人”、“人为何人”以及“人的认识何以可能”等诸多关于人的追问和思考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西方学界一般认为,对人性的诉求是从苏格拉底才真正开始的。苏格拉底不但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更是把人从与自然的混沌混居中区别了出来。虽然历史的镜像演绎为苏格拉底为他的原则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他却为后世留下了智慧的启蒙火种,即始终承认自己无知的苏格拉底并不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聪明从而讥讽那些自命为智者、实为诡辩师的人,而是在于要说明:人只有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才能催动自己的思想活动去认识人的本性,而认识人的本性乃是人的一切认识的前提和出发点,是点燃人类普罗米修斯之火的内在驱动力。所以,苏格拉底是“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以往的一切问题,在他那里,不再有一个独立的自然理论或一个独立的逻辑理论,甚至没有像后来的伦理学体系那样的前后一贯和系统的伦理学说。唯一的问题只是:人是什么?他所知道以及他的全部探究所指向的唯一世界,就是人的世界。”(P7)在这种“新的眼光”影响下,从亚里士多德的“人是理性的动物”到帕斯卡的“人是有思想的人”;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到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从费尔巴哈的“上帝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到马克思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叔本华的“我的意志和表象”到萨特的“人的存在先于本质”……人对“人”和人的世界的认识随着人的主观自觉意志的提升和客观视阈的时空扩展而逐渐明晰起来。

可以说,正是苏格拉底问题和苏格拉底方法的出现为人类开启了一条自我认识的理性之路。无论这种自我认识是人类消极心理和厌世态度的外化,还是人类积极意识和奋发精神的伸张,抑或无论人类的存在与大自然相比是否渺小,对于“人世界着”的认识是否可能,是否真切,是否有价值,都从不同视角说明,人对人自身的永不停止和永无止境的追问本身就意味着人具有一种不同于他物的品性,即人既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也不是一般的单纯的动物式的只有爱欲的存在物,而是一种存在于文化世界之中的能对自己的存在不断进行自我认识、自我探究、自我创造、自我超越和自我实现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人是一种具有独特存在方式的存在物。我们把这种存在方式称之为“文化”,亦即人是有文化的人,人文化着。

显然,“人是有文化的人”不仅是指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具有一定文化特质的生存方式,脱离了文化的人是无法生存的,也是不存在的,而且意味着人是有文化的,人使得文化的存在具有了为人的意义而被确认为人为的必然。人只有存在和彰显于自己所创造的文化之中,才能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才能彰显人的鲜活的本己本真性,抑或人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实现本身就是人的文化特质的“显摆”。

无独有偶,中国传统思想中有着与西方思想传统相似的地方,更有着中华文化的特色,亦即中国传统思想不仅重视人,关注人,看到了人的地位,在“天人合一”思想中贯穿着“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而且突出以文教化,重在引导“人为何人”以及“人何以为人”,把对人的认识和培养具体化在一定的文化环境和社会关系之中,具体化在一定的道德实践标准和价值判断之上。对于前者,例如,《尚书》中就有“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物之灵”的说法,人被视为万物之最灵、最贵者。又如,荀子曾经把天地万物分为四类:“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人所以贵,是因为人有“义”,人无“义”则如同禽兽,所以,“义”是中国人的品质和行为方式,是一种有别于西方文化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中国人是要讲“义”的,是要生存生活在“义”的文化世界之中,在中国,不讲“义”无异于自毁其身,自取灭亡。对于后者,在儒家经典中更是比比皆是,既有“圣人”的偶像崇拜,也有“君子”的道德标准。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君子之道,譬如行远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