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毛泽东不是从事物的既对立又统一中去理解矛盾，而主要是从“斗争性”去理解“矛盾”这一范畴，这就规定了他哲学思维方式的路径即斗争性思维方式。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毛泽东的前半生生活于激烈的阶级斗争年代，他的思维深深地打上了这一时代的烙印， ‘斗争性’深入地植根于他的哲学思想和性格之中。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斗争的哲学：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更是其乐无穷。他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与毛泽东不同，邓小平虽然也经历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但在新的历史形势下能够从战争时期的斗争性思维模式中走出来，并在建国后形成了占主导地位的和谐思维模式，这集中表现他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和对外政策上，例如，在1975年3月5日的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中指出：“毛主席讲，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目前生产的形势怎么样?农业还比较好一点，但是，粮食产量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只有六百零九斤，储备粮也不多，农民的收入就那么一点。工业方面，那就确实值得引起严重注意。现有的生产能力没有发挥出来。去年一年，工业生产情况是不好的。今年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生产再搞不好，势必影响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实行。我们必须预见到这种形势，认真抓这个问题。”这表明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已经显示出不同于毛泽东的致思取向，这在文革之后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恢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更加凸现出来，这在深层次上其实是两种哲学思维方式在政治实践中的外在表现。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安定团结，要和谐有序，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建设社会主义。他指出：“要建设，没有和平环境不行”。

正是这种和谐思维方式使得邓小平能够把看似具有对抗性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公有制与私有制等方面的关系辩证地统一起来，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堪称是一个伟大创新和奇迹，如果没有和谐的哲学思维方式是很难想象的。

在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后，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希望有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邓小平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和人民的愿望，果断地结束了长期以来的混乱局面，营造出一个统一、和平、有序的社会环境，带领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建设小康社会。邓小平多次强调，只要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我们就要抓紧利用和平时机搞建设，即使发生了战争，打完之后也要及时建设。所有这些都表明了邓小平占主导地位的是和谐的哲学思维方式。

编辑老师在此也特别为朋友们编辑整理了论邓小平和谐思想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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