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人之本体论地位的确立更是在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中发生的，只有人在对物的关系中获得了主导地位，上帝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异化这一点才可能被动摇，并且从理论上被揭示出来。这一过程在观念上大体表现为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进展。实践中的能动性和主导地位在观念上得到自我确证乃是近代主体哲学的全部秘密。笛卡儿自我反思的怀疑原则本身却实现了自我主体性的确证，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实体即是主体”这一命题，更是表达了主体性的“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尽管只是一种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iv]因此真正说来，主体性原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态度，而是实践的态度。这即是说，人对自然的主体性成了现实的感性实践活动的内在规定，人在与自然的互动中实施着“权力”，一种现实的支配性关系，而自然仅仅被他者化为一种统治和操控的对象，成为一种纯粹的“客观性”而失去了“感性的光辉”和诗意。这就是主体性原则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体现。主体性，指向自然，指向上帝，并且是因为指向自然方才指向了上帝，如果人在对自然、对历史的关系中没有主体性的确立，上帝就不会失去它在人世间的统治，上帝与人之间主奴关系的颠倒建基于人与自然之间主奴关系的确立。主体性地位确立起来的这种双重指向关系，意味着以泛神论和物活论的立场来批判基督教神学是不可能成功并且持久的。面对自然遭遇人为的统治和破坏，还诉诸于自然的神秘和绝对价值“为自然辩护”大体只能落入保守的浪漫主义怀抱。此种自然只不过是一种与神对立的抽象，而不是人类的现实的、真实的自然。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的崇拜甚至于变成一种比基督教还要反动的“自然宗教”。

所以，问题的关键就不在于在“污浊的实践”中重塑自然的神圣观念，或者从观念上宣布人类“主体的死亡”如此等等，而是在现实的关系中揭示“自然受到统治”的社会根源，揭示生态危机的历史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变革了整个自然界，结束了人们对自然界的幼稚态度和幼稚行为[vi]。可以说，现代的工业实践和科学技术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存在论事件，我们只有在这种现实的实践关系之中，才能揭示出自然属人的存在，亦即是自然在现代社会中特定的历史规定性和实在性。剥离了社会历史规定性的绝对自然，只是一种观念论的抽象。因为对马克思来说，现实的存在只能是关系中的、对象性的具体存在，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虚构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vii]。自然通过工业和实践进入人们的生活，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同样，人通过对象化的活动，使自然获得了属人的性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人和自然的现实性或实在性就是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的存在以及自然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viii]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才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再次指出，那种自然地理解自然，“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的做法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的对立”，“好像人们的面前始终不会有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ix]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说，先于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x]新的发明和工业的进步不断削减了费尔巴哈“外部自然界”的地盘。

编辑老师为大家整理了人的解放与自然的全面复活，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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