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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20
1?作为第二卷中一章的《反克利盖通告》于1846年5月以石印单行本形式发行;同时由于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要求，克利盖也于1846年6月6日至13日在他主编的《人民论坛报》第23号和24号上发表了这一文件;该通告还曾刊登于《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1846年7月号上。
2?起初作为第一卷中的一章的赫斯所写的《“格拉齐安诺博士”的着作：(阿·卢格：)〈巴黎二载。文稿和回忆录〉》于1847年8月5日和8日刊登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62、63号上。
3?作为第二卷第四章的《卡尔·格律恩：〈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1845年达姆斯塔德版)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编纂学》于1847年8—9月刊登在《维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第3年卷第8、9期上。
4?作为第二卷中一章的恩格斯所写的《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于1847年9月12、16日， 11月21、25、28日，12月2、5、9日陆续刊登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73、74、93—98号上。
由此可以看出，上述所发表的几乎都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的内容。
此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问题一直没有再提起过。
事隔十六年之后的1883年，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鉴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思想斗争的实际状况以及“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仍然存在，曾经考虑过发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些内容。6月12—13日他在给伯恩施坦的一封信的附言中写道：“1847年马克思和我写了一部无比大胆的着作，痛斥了至今仍然盘踞在帝国国会里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您认为把该文作为小品文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是否适合时宜?这是所有用德文写的着作中最大胆的。”[3](P40)6月22日，他在给伯恩施坦的另一封信中再次提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时说：“您如果去巴黎，务必渡过海峡到我们这里呆几天……这里房间已经给您准备好了。到时我要给您看的既有前一封信提到的大胆的稿子，也有其他的稿子。”[3](P41)不过，此后在8月27日的信中，恩格斯最终又放弃了发表这部手稿的念头，他认为，“关于大胆的稿子的建议，不如说是一个不好的玩笑。只要存在反社会党人法，只要《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唯一能够存在的机关报，那末无论如何不能由于这类次要问题而向党的队伍投下一只纠纷的苹果，如果有人想把这当作‘原则性问题’，那就会发生这种情况。”[3](P55)
伯恩施坦1896年5月在《新时代》杂志上引用了上述这些书信的内容，并报道了他1884年春拜访恩格斯的情形：“关于那部‘无比大胆的着作’，(他)在此只是说那是挖苦讽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所有代表人物和着作的作品，它有时充满讽刺性的幽默——比如以把吕宁和皮特曼及其伙伴诙谐地比喻为大熊和小熊——，有时又显得冷峻辛辣，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诗人们遭到了格外尖锐的批判。”[4](P35—36)根据伯恩施坦的回忆，那部“无比大胆的着作”还应当包括恩格斯1847年初作为第二卷的延续部分写成的手稿，即1932年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第一次用原文发表时编者加上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标题的那篇短评。此外，伯恩施坦还回忆了恩格斯关于批判施蒂纳和费尔巴哈部分的手稿的一些看法，并且说恩格斯在谈论这些部分时没有一次提到由这些部分所组成的两卷着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总的情况。
无疑，恩格斯在发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问题上的反复，直接导致了伯恩施坦这种带有倾向性的回忆，这对他以后处理手稿时的态度和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编辑老师为大家整理了文本的命运，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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