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疑问都要涉及一个问题，即我们一般对“辩证法”的理解是否根植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原理解之中。按照黑格尔的用语，“否定性的辩证法”(die negative Dialektik，又译作“消极辩证法”)属于逻辑学辩证发展的第二个大的阶段，即“消极的理性”阶段，它超出前一个阶段即“知性”，从“存在论”进到了“本质论”;但低于后一个阶段即“积极的理性”，尚未达到统摄一切的“概念论”。这一套程序其实在《精神现象学》中也是适用的，即积极的理性克服了消极的理性的那种躁动不安，而达到了矛盾的调解(合题)，成就了科学的体系。然而，马克思却独独把这个环节从黑格尔的程序中挑出来，认为《精神现象学》的“最后成果”不在他的积极理性或积极的辩证法，而在于他的消极理性和消极辩证法，并从中引出“人的自我产生”和“劳动的本质”。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知道，恩格斯曾把黑格尔哲学的矛盾归结为“保守的体系和革命的方法”的矛盾，而最终，由于这一矛盾，“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闷死”③。他也把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归于其体系的中间环节。他说：“黑格尔哲学(我们在这里只限于考察这种作为从康德以来的整个运动的顶峰的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永远结束了认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④这与马克思是完全一致的。黑格尔辩证法的意义只是在有关“人的思维和行动”方面表现出来，即表现了人的思维和行动的自发性、能动性和历史性，它没有终点，而是不断地超出自身、否定自身。而作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统一的“劳动”恰恰就具有这种性质，它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它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根本的特征。⑤不过，尽管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抛弃了黑格尔的体系，但不能说他完全抛弃了黑格尔的“积极的(肯定性的)辩证法”，而是将这一环节降为否定性的辩证法自身的一个必要环节，一个临时的调解性的环节，而不再是一切辩证进展的最终归宿。所以，否定性的辩证法不是消散为虚无，而是在自身的否定性中看出了肯定的、积极的意义而已，它由此才能够产生出积极的成果;但决不可能是“最终成果”。肯定的环节永远不能阻挡否定性的环节继续向前突进的力量和倾向，而只能帮助它凝聚起自己的这种力量。这就是自由的力量。

编辑老师为大家整理了马克思从黑格尔继承的理论，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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