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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中国的孔孟，还是从古希腊的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开始，中外经济伦理思想可谓是源远流长。然而，假若单纯地追溯“经济伦理”这一名词的历史，则会发现它首次出现在20世纪初德国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书中写到：“17世纪这个伟大的宗教时代遗留给其后的功利主义时代的，首先是一种惊人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伪善的获取金钱之心，只要采取的行动是合法的，于是，‘总非上帝所悦’的思想便踪影全无了。…‘一种独特的资产阶级经济伦理已经形成。”…韦伯书中的资产阶级经济伦理与我们现代所言的市场经济伦理并非同一个概念，但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渊源。市场经济伦理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而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最初是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因此，追溯市场经济伦理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必然追溯到市场经济产生的背景和西方资本主义生成的背景。由此，人们在寻寻觅觅、多方论证的基础上认定亚当·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是现代市场经济伦理思想的滥觞。周中之教授在他与高惠珠合著的《经济伦理学》中就认为：“现代经济伦理学思想的发端可追溯到18世纪著名思想家亚当·斯密。”_2斯密“充分肯定人对正当自利的追求”，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下互利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道德准则和应有的伦理秩序”。而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实际出现在韦伯的“经济伦理”概念提出之前大约200年。那正是西方市场经济开始发展时期。斯密经济伦理思想的形成与他生活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在此，让我们摈弃斯密的个人背景和人生经历，翻开西方中世纪后期的历史，寻求市场经济伦理思想产生与发展的社会背景。

一、宗教背景

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社会的发展是社会各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他揭示了社会系统发展的复杂性。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等各方面总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16、17世纪在英国、荷兰、法国等经济发达地区兴起而后几乎传遍整个西欧的新教改革之所以触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宗教改革也并非只具有宗教上的意义。它对政治、市场经济及其经济伦理的发展都具有巨大的潜在的影响。在此，我们试图说明新教改革这一宗教背景为市场经济伦理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宗教环境，有利于市场经济伦理的形成。

首先，新教宣称只信仰上帝，认为上帝与教会不是等同的概念。传统基督教认为教会是上帝与人之问的中介，人们只有通过教会才能接近上帝。因此，中世纪“黑暗时期”教会具有绝对权威，不仅控制人们的精神世界，甚至凌驾于王权之上，采取愚民政策限制一般世俗人接受教育的机会，严格规范人们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各种细节，竭力杜绝与宗教教义不相容的思想与行为。但到了16世纪，以路德和加尔文为代表的新教改革兴起。新教拒不承认一向被推崇为基督教世界精神领袖的罗马教会的权威，认为《圣经》中神的启示才是唯～最高权威，人只要通过诚心诚意的对上帝的信仰，和上帝的“义”发生了联系，就能得到神的启示。由此，新教将上帝与教会分开，虽然仍要人们信仰上帝，但已摆脱了中世纪欧洲宗教神权统治时期教会对政治、经济生活的严格控制。

其次，新教肯定了从事物质生产的世俗活动的道德意义。新教教义的核心即“天职”观念，提出上帝所接受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用修道的禁欲主义超越尘世道德，而是要人完成每个人在尘世中所处地位所赋予他的责任与义务，这是他的天职。必须尽自己的一切努力，以履行自己的世俗责任。而“一项职业有用与否，因而它受上帝的青睐与否，主要从道德角度衡量，因而也就是从这项职业所产生的物品对社会的重要性如何的角度衡量。”

第三，新教并不排斥对财富的追求。在古代中国，对商业的反感主要是通过儒家表现出来，而在中世纪的欧洲，对商业的反感则主要是通过基督教表现出来。基督教要求人们安于贫困，阻止商人去心安理得地发财致富，并且认为商业经营与宗教教规不能调和，追求财富会使人陷入贪婪的境地。托马斯·阿奎那就认为，外来的客商会使任何人民的道德受到腐化。因为当商人想要增加他们的财富的时候，其他的人也会充满着贪婪心理。如果市民专心于做生意，他们有作出许多恶事的机会。商人则因离开手工劳动，享受舒适生活，而身体软弱、心灵委靡。为了这个原因，～个国家对它的商业活动，应加以限制。而新教认为“假如上帝为他指出一个盈利的机会，一个忠实的信徒必须利用这个机会以遵从上帝的召唤，你可以为上帝劳动致富，但不能为肉体的罪孽而致富。”J不仅把人们获得财富的冲动合法化，而且把它直接视作上帝的旨意。把人们获得财富的要求从传统基督教伦理中解放出来，同时对勤劳、节俭、守诺、诚信等给予了积极的道德肯定。

由此，一方面，新教改革客观上缓解了宗教对人们追求利益的精神约束与伦理压力;另一方面，新教伦理的这种天职观念曾一度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从而促使市场经济伦理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