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我们才能在西方社会生活的细枝末节中理解英美文学作品的内涵和本质。同样的，我们只有在英美文学作品的大量阅读实践中才能明白西方文论诸多范式的诠释策略和意义导向。同时，我们始终要牢记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原则，在西方文学理论的范式更新中深刻领会西方文学研究传统的连续性和断裂性问题。

举例而言，在指导学生阅读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1896-1940)的《了不起的盖茨比》(TheGreat Gatsby，1925)时，我们不可能不结合着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禁酒法”和“美国梦”主题来理解作品。如果不结合着文本中“灰谷”的实际污染问题，我们也很明白西方生态批评理论(ecocriticism)的话语所指。同样的，如果我们对20世纪初的英国矿业污染和矿工生活异化问题毫无了解，我们就无法明白劳伦斯(D.H.Lawrence，1885-1930)在小说文本《儿子与情人》(Sons and Lovers，1913)和《查特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1928)中对工业社会的批判，我们就无法明白自然和谐的两性关系如何能够修补现代工业社会的异化问题。在对这样的外国文学作品解读时，要引导学生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思考问题，要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既要避免反工业化和反城市化的虚无主义倾向，又要警惕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大唱赞歌而漠视实际问题的幼稚主义做法。要鼓励学生辨证施治，上升到生态批评的理论高度，在对外国文学作品中相关城市主题的诠释中，对中国城市化建设进行反思并提供智慧参照。

这样的外国文学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必然是内涵丰富知识全面的创新人才，他们不仅博学强记，而且更具积极思考和提出问题的能力。他们不仅知道从外国文学中汲取人文和精神营养，更明白如何去粗取精和去伪存真，更清楚如何站在中国的问题和立场上去审视外国文学作品的他者内涵。这样的解读不仅是有效的，更是有用的。这样的培养不仅是丰富的，更是创新的。毋庸讳言，在科学理念指引下的外国文学课程的确可以在全球化创新人才的培养方面起到自己应有的学科作用。

三、结语

追根溯源，外国文学课程的困境源于人们对高等教育中外语学科认识的盲动和偏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就业需求应该推动高校外语学科的层次性和多元性建构，而不应该影响到核心课程的基础性地位。作为重要的人文学科内容，外国文学课程不仅能在更高层次上提高学生的语言水平，更能在视野上全面造就学生的文化交际能力、感受能力、判断能力、思辨能力和想象能力。没有外语学科的高校教育很难跟上全球化时代浪潮，(上接第157页)同样的，没有外国文学课的外语教育很难造就出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创新性人才。虞建华教授在最新的撰文中不失时机地指出，“‘文革’之后的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是振兴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因此重应用、重技能的倾向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甚至是无可厚非的，但不是长久之计。在我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辉煌成就的今天，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这种倾向的危害性，认真谋求两者之间的平衡发展，现在已是提出重树英语专业人文学科权威的时候了。”[5]16其实，就外语学科自身而言，现在已是提出重树外国文学课程权威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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