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价值体系中最早出现也最基础的是集体主义。它应该在原始社会的氏族时代既已产生。集体的代表就是领袖。在中国哪怕最古老的传说中，原始氏族民主制的痕迹都极为稀有。(禅让也是领袖做主，只不过不是传给自己的血亲。)领袖们的地位一直极为崇高。从三皇五帝开始，都是大有功于人群的英雄成为帝王(比如燧人氏发明钻木取火，有巢氏发明房屋，大禹治水等)。领袖与人民间的距离，自始就比古希腊大得多。(不过还达不到古埃及的水平。金字塔那样宏伟的王家陵寝，在中国还不可以想象。)中国和大河流域的其它古文明一样，早早就形成了巨大的以农业为基础的民族国家，城市只是行政中心，最大的城市自然是皇都。城市和手工商业从来都处于附属的地位。除了吕不韦一个唯一的例外，商人从未掌握过最高政治权力。官府、士绅、农民的三级结构根深蒂固。三纲五常、仁智礼义信等是中华古典文明的核心价值，就在这个广大的农业基础上建立。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由孔夫子奠定。他的学说中，仁的概念无疑居于核心的地位。但他主张的仁，与西方基督教尤其是《圣经新约》主张的无差别的仁，甚至主张爱敌人的仁是有原则差别的。孔夫子的仁是有等差的仁，他在很多地方表达了这个等差。发展到最后，就是君臣父子，等级森严。这一套在农耕时代大河流域大民族大国家中是必须的。中华民族在这个价值框架内也取得了及其伟大的成就。一个庞大的，有至少数以千万计的人口的农业国家，在那个时代，集权主义是唯一可行的政治结构。历史上无数次，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宦官手捧“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就可以立马解除一个统兵数十万的将军的兵权。太平天国被镇平之时，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个汉人手里，握有清朝的几乎全部能战之军。然而他们一个个毫不犹豫地解散了绝大部分军队，把剩余的也上交朝廷。1900年，已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末世，八国联军入侵，光绪慈禧西狩长安，中央权力瘫痪。各地督抚，尚无一人趁乱割据。与此相反的藩镇割据、同姓王异姓王掌有实权的年代，都是乱世。不可以说中央集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郡县制)那一套毫无积极意义，否则绝不会有中国这么大一个民族国家存在于世，让中国彪炳于世的那些文景、汉武、贞观、开元天宝、康乾等盛世也都不可能存在。如果像欧洲中世纪那样那样，(失去了皇权的民国初年差不多就那样。)就会有数十个国家，数百数千数万个公侯伯子男爵，(我的陪臣的陪臣，不是我的陪臣。)无穷无尽的战争杀戮。到今天都还会留下一批像安道尔、列支敦士登、圣马力诺那样的袖珍国家。那会是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之福吗?

自1840年以来，中国在西方列强的暴力打击下一败再败。救亡图存自然成了中国人的核心议题。学习西方的一切就成了当然的路径。一波波的现代化运动搞下来，最终人们很容易观察到，西方的器物，或者说科学技术是比较容易学的。而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则显然难学得多。中国人在这方面决不是没有付出努力。康梁戊戌变法、清末立宪运动、中华民国初立并击溃袁世凯洪宪帝制及张勋复辟、抗战胜利后的老政协和中华民国国会总统选举、中共建政初期的新政协和54宪法，100年来，中国人在这个议题上至少大规模地努力了五次，统统以失败终结，这绝非偶然。因已超出本文题目所限，这里不能展开，我只能引述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对此的一个结论：民主当然是一个好东西，但它绝不能简单地放之四海而皆准。我的基本感觉是，这种制度很娇嫩，它要正常生长，对环境条件有相当的苛求。举其大者如：至少小康以上的总的经济、教育和文化发展水平;一个已经成型的稳健而强大的中产阶级;没有太过激烈的大规模的族群、宗教或其它的社会冲突，总之要有一个相对平和宽松的社会环境氛围。我认定，在一个拥有庞大贫困人口，文化水平低落，农业人口多过一半的国度里，是建不成合格的现代民主制度的。然后是意识形态。没有对自由平等****宽容契约精神等意识的长期培养训练，合格的民主制度也同样不会从天而降。

编辑老师为大家整理了论东西方核心价值体系，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相关推荐：

浅谈王船山的消费伦理思想论文  

浅谈墨家兼爱思想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