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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国维开始，文学美学的专著大部分采取了类似《诗学》的模式，以清晰、逻辑的线索和科学化的语言方式重塑美学与文学理论。这一方面适应了现代大学与分科教育制度的确立，另一方面也是以美学为代表的人文学科肩负起科学与民主启蒙的重任，也更有利于知识的教授与传播。可以说，在以上种种情势下，西方美学(尤其是古典美学)作为陌生的“他者”和知识启蒙的“福音”深刻颠覆了古典美学的话语陌生和价值取向，现代性进程成为中国现代美学的主导。第一，从美学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构建而言，中国现代美学家们纷纷从西方寻求资源，以期规约、重建中国美学。比如20世纪的美学家或者具有西学经历，或者引介西方最新美学资源等，但无论是对美的本体的论争还是实践美学的调和，都没能跳出哲学式美学的窠臼。其明显特征是先验预设出美学的本质特征，随后使用演绎、分类、例证等模式进行研究，仍然以认识论层面的话语言说对美学进行规约。李泽厚就曾经指出，“美学科学的哲学基本问题是认识论问题。美感是这一问题的中心环节。从美感开始，也就是从分析人类的美的认识的辩证法开始，就是从哲学认识论开始，也就是从分析解决客观与主观、存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这一哲学根本问题开始。”[10]对于美的存在和思维方式的追问演变成为美与美感之间认识论的话题。王国维、鲁迅、蔡元培、朱光潜、李泽厚、蔡仪、汝信、叶朗等人等纷纷引进西方美学资源，以宏大的学术眼光和学科建设的认知高度，“在当下纷繁复杂的人文知识图景中发展出一种旨在建立‘人的文学’的主导性文论价值与精神”[11]，并且以哲学认识论的视角进行系统化的美学研究。王国维是中国现代美学的起点，可谓是以西方美学的火种点燃独立美学形态的文学理论，改变传统中将美学泛化成为诗性话语与人生态度的价值取向。其实，他引进的是一种西方美学意识和话语经验，主体表述依然是中国古典特质的美学术语，如“境界”“隔与不隔”“景语”“无我之境”“壮美”等等。但是这样一种古典美学词汇显然已经不同于雾里看花、淡妆浓抹的古典美学思维语境，而是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完成了西方审美主体、悲剧意志等带有西方现代个性启蒙色彩的话语言说。

比如在《红楼梦评论》和《屈子文学之精神》等著作中，“壮美”作为中国美学话语却实现了与西方古典美学“崇高”的对接。“美之为物有二种：一曰优美，一曰壮美。……若此物大不利于吾人，而吾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因之意志遁去，而知力得为独立之作用，以深观其物，吾人谓此物曰壮美，而谓其感情曰壮美之情。”[12]5“意志力”的彰显、生发与毁灭是西方主体论美学的“崇高”范畴，并以此为基础，进而分析《红楼梦》的生命欲求与意志力的关系，此种逻辑架构与话语方式已然体现出“现代”的特质。王国维的西学“新酒”还体现在对美学独立与审美自律原则的考察，在《论教育之宗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等一系列论文中借鉴康德对人类心理认知模式知、情、意的区分，将“美”从社会学、伦理学等领域中划分出来进行考察与论述，“吾人于此桎梏世界中，竞不获一时救济欤?曰：有!唯美之为物，不与吾人之厉害相关系，而吾人观美时，亦不知有一己之利害。”[13]这正是高扬了审美自我指涉、纯粹静观的“审美现代性”特质，如果说王国维对于古典美学还抱有无限眷恋，以“旧瓶”的形式本人的移民身份对失落的传统进行回望，那么鲁迅就以斗士的姿态直接“终结”了传统意义上的美学，重建具有启蒙色彩的话语模式，“在一切人类所以为美的东西，就是与他有用———于为了生存而和自然以及别的社会人生的斗争上有意义的东西”[14]。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高度赞赏了类似于“酒神”般的主体性力量，并认为人是能动革命、改造社会的有机力量，美学和文学正在于激发他们带有现代性特质的启蒙与革命的精神，从而实现社会的变革，“人得是力，乃以发生，乃以曼衍，乃以上征，乃至于人所能至之极点”[15]。自王国维和鲁迅以来，美学便成为思想启蒙、人性改造和意识形态规约的有力武器，而这也正是中国美学家面对西学资源主动选择的结果。他们相信既然认识论主体性美学给予了西方国家社会改造以强大的理论武器，那么启蒙运动以来的知识体系和话语模式也能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添砖加瓦。于是，美学便成为理论的先导与试验场，被赋予了巨大的话语空间功能。随后，“直觉说”“移情说”“崇高”“意志”“审美距离”“内模仿”等西方美学理论话语在中国生根并生发开来，蔡元培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以美育代宗教说》《美学的研究法》提倡科学的美学建构与美育宗旨，以期通达美学独立和审美教育的目的;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和《悲剧心理学》借鉴克罗齐、尼采、里普斯等西方现代美学思想，建构自身的美感体系，其逻辑框架和语言表述均带有现代色彩;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以及翻译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具有现代形态的文艺理论;蔡仪的《新美学》，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历史本体论》都引入西方的主体论、反映论、理念、判断、距离等话语，并逐渐形成了成熟的现代美学理论话语。第二，从美学的研究方法和学说命题方面，西方美学有着较为完整的体系话语和美学原则，也出现众多的美学流派，其很多的美学体系引入中国之后无论是在方法论中，还是审美实践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康德、黑格尔的先验式宏大认识论美学框架体系启发了现代美学的学科化、系统化框架;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论美学对王国维、鲁迅、宗白华等人的启示，并促使“启蒙”和“自由”作为美学的社会承担;移情论、精神分析美学为朱光潜所“拿来”，成为美感体验和文艺心理学建构的核心话语，在文学上也直接启发了新感觉派文学、现代诗派、朦胧诗派的崛起，给审美经验注入了崭新的活力。直至建国后意识形态规约下的美学大讨论、四大派别的论争和实践美学的张扬，都是以哲学认识论的话语对“美的本质”问题进行解答，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和逻辑建构的美学框架显而易见，由此可以看出西方美学影响中国美学的强大话语力量。在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20世纪以来的中西现代美学产生了明显的“交互转换”现象，西方现代美学开始从中国古典中寻求资源，考虑如何更好地介入文学经验的研究和对人本体生存意义的拷问;中国现代却走上了知识哲学化、学科化、体系化的进程。双重话语空间给予了现代美学以丰富的建构资源，使马克思主义美学、哲学美学和西化美学“众花齐放”，实现了西方几百年的美学资源积累，但同时也赋予了现代美学复杂性的特质。中国美学一方面需要打破古典资源进入启蒙的现代化社会，另一方面却又看到西方美学已经发生的非理性和现象学潮流，这又给国内学者带来了新的焦虑———是否中国古典美学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呢?于是，以“失语症”为代表的文化焦虑构成了新时期的重要一维，而其代表论点正是通过异质性比较的方式，重新发掘中国古典美学资源，放弃虚伪无根的西方话语。但是，通过对美学话语的“交互转换”分析，我们发现其内在发展的一个重要脉络是：美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决定了与审美实践天然的联系，并且试图以感性的力量探寻人的本质存在问题。任何试图将美学与审美实践分离、与人类生存脱节的历时进程都会被美学以自身调整的方式进行适应，从而继续保持这种张力。当然，这也是与社会、经济、艺术、伦理、哲学等密切相关的，“美学从不拒绝任何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分析审美活动的方法，但拒绝把审美活动肢解开来的独断论的方法。美学要求有适应自己研究对象的内在的统一性方法，这种方法既是哲学的、心理的、社会学的，又不是哲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而是这些方法的变异和重新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