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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文字观到文学观：

基于文字意向结构的中西审美差异文字决定语言、语言模仿文字，两者的反向力量即文字的结构原则或意指方式在语言结构中的投射。中西文字的差异潜在地规定了中西审美品质的差异，形成了中国意象美学与西方仿像美学的差异。

(一)意象美学与仿像美学汉字以字象为义摄，推而广之，“乃盈天下而皆象矣。《诗》之比兴，《书》之政事，《春秋》之名分，《礼》之仪，《乐》之律。莫非象也。而《易》统会其理。”立象以尽意，这是汉字的道说方式，也是中国哲学思想的道说方式，也是中国意象美学的道说方式。“立象以尽意”一语概括了意象美学的逻辑起点及其历史生成，对中国传统美学思维有一种统领性的开启意义。中国文化经典，主要是诉诸字象思维而创造的，中国文论也不例外。对于“意不称物，文不逮意”(陆机《文赋》)的遗憾、“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刘勰《文心雕龙·夸饰》)的无奈，中国文论选择用绝妙精微的文字作为美学范畴，将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文道”留给读者自己去探幽揽胜，品悟于心，形成了中国古代标举“意象”的具身性、情感性取向的中国意象诗学。而西方语言观相信，“这些指称对象的共同本质属性的音节和字母，根据事物的本性仿造构词，用以摹仿事物的本质”。“对语词的逻辑使用可以再现‘纯粹的事实’，因为语词的逻辑结构与纯粹的事实结构之间有一一对应的符合关系，这种对应性即‘正确性’和‘明晰性’。”因此，一方面认为语言文字是模仿现实的仿像，一方面要求这种模仿达到无限逼真地再现“事实”。莱布尼茨甚至发明了理想化的“人工语言”，试图使文字可以通过编码解码的客观化逻辑推衍，达到摒弃人的情感因素，最“客观”地“再现”现实的效果。这种科学理性的思维逻辑“把文学艺术也纳入到知识和真理的系统，体现出一种以“真理”作为最高价值追求的理性诗学精神”。西方自古代以来一直盛行到18世纪的艺术摹仿说，以及反对再现理论的表现主义，甚至后来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是建立在“再现论”之上的。由于西文字观的二元对立，这种思维方式，使得艺术作为观念的语言，一定处于二难境遇：西方文论总是在现实与反映、真与伪、实在与艺术等的二难对立中做出选择。

(二)情感美学与理性美学正因为意象思维让每一个个体成为探幽览胜，品悟于心的主体，所以意象美学是实践美学也是情感美学。以中国第一部文字书写的经典《诗》为例，编诗、教诗、赋诗，都是建立在意象思维基础上的情感实践和情感交流。这种交流能够实现的机制，就在于汉字“名词没有性、数、格的屈折变化，动词也没有数和时态的屈折变化……。这些特点，再加上细部结构所必备的连接成分的省略，创造了一种仅仅依赖词序和语境的孤立句法，一种使意象无所依傍的性质得以强化的句法”。这种非连续、并置，诉诸感觉、想象，陈述语气，绝对时空，非个人性的意象语言(高友工、梅祖麟分析中国近体诗语言时提出意象语言与命题语言的概念，但用其定性中国语言与西方语言也十分贴切)，无论省略人称代词、省略介词、还是省略比喻词，无论语序如何“省略”与“颠倒”，主体都可以“毫无限制”地以参与者的体验逻辑去体悟，都有从字象转化为意象的能力，使潜在的实体可能充当主语。因为创造者和接受者一样，主体间心领神会，体验身在其中的一种理解和感受。意象语言削弱了认识论的概念意义，强化了情感逻辑。《孔子诗论》言：“诗无离志，乐无离情，言无离文”(———文(字、名)与情、志———是并列的本体，一语道破了“文(字)”的情感逻辑本质。诗可以“群”，可以“怨”，“诗言志”，“诗缘情”，这些中国传统诗论的纲领性观念，为中国传统美学涂上了浓重的情感色彩，而中国的美学也正是通过情感逻辑完成了美学体系的建构。西语言“逻各斯”(希腊语本义是“言说”)是以规则程序来表达的话语系统，渗透着强烈的理性主义色彩。只有理性把握的东西才是最“真”的，只有真实的东西才是“美”的。因此，无论是黑格尔的《美学》还是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无论是悲剧、喜剧的本质还是崇高、优美的定义，都显露出历史主义、心理主义、科学主义等科学理性的基底。他们擅长于将某种品质规定为具体的量化指标，以此来衡量其是否符合美的标准。如，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提出了关于一篇“好文章”必须遵循的五条原则：第一，恰当地使用相关的词汇并给予正确的组合;第二，用专门的固定称呼指称某物，而不要泛泛地讲;第三，避免含混不清的用语;第四，遵守普罗泰戈拉将名词分为阳性、阴性、中性的划分法;第五，用正确的词尾表述单数和复数。这也形成了基于理性的仿像美学重在明晰的审美特征，与基于情感的中国意象美学贵在含蓄的审美品质形成了巨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