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宗教思想，应发扬宗教伟大而崇高的人格精神和热烈而深厚的情感;民众有不信教的自由，也有反对宗教信仰的自由。

陈独秀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宗教思想。他认为孔教不属于宗教，反对将孔教定为国教。宗教在科学尚不发展的时代，仍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应崇拜宗教的传说和附会，应发挥其伟大的人格精神和热烈深厚的情感。民众有信教的自由，有不信教的自由，也有反对宗教信仰的自由。对基督教披着宗教的外衣，成为侵略中国的工具，应给予无情揭露。

一

民国初年，兴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上海成立孔教会，以“挽救人心，维持国教”作为宗旨。康有为创办了《不忍》杂志，为孔教会作序，大肆宣传尊孔，主张“定孔教为国教”，祭孔必须行跪拜礼。《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第十条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本。袁世凯也以大总统名义颁布尊孔祭孔令，声称“孔子之道”尤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树万世师表，亘古而常新。陈独秀以科学作为武器，否认“孔教”的合理性。陈独秀认为人类将来的真实“信解行证”。必定以科学作为正轨，一切宗教均在废除之列。因为宇宙有二大法则，一为自然法，一为人为法。自然法具有普遍、永久和必然的属性，如科学;而人为法则具有部分、一时和当然的属性，如宗教道德法。“无食则饥，衰老则死，此全部生物永久必然之事，决非一部分一时期当然遵循者。夫礼拜耶和华，臣殉君，妻殉夫，早婚有罚，此等人为之法，皆只行之一国土一时期，决非普遍永久必然者。”人类将来的进化，必将随目前刚刚萌芽的科学日渐发达，改进一切人为法则，使之与自然法则有同等的效力。也许有人会提出人生的秘密，并不是科学所能解释，离不开宗教。科学的发展，不能完全依靠目前科学的发展水平而破解所有宇宙难题。而宗教之所以能够予以解释，也是先自欺而始能自解，并非真解。唯有科学能够真正解疑，因此，陈独秀提出以科学代替宗教，以确立真正的信仰，尽管速度缓慢，但终将得到真理。如果用迷信宗教以求得解脱，则欲速而不达。

陈独秀以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人权平等思想作为武器，反对将孔教立为国教，谴责孔子之道不适应现代生活。“强迫信教，不独不能行之本国，且不能施诸被征服之属地人民。”西方的法治国家最大的精神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尊卑贵贱之分。而共和国民的教育，应该发挥人权平等精神。儒家的“三纲之说”，丧失了自由自尊的人格。中国的士大夫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去个人独立的人格，又无个人独立的财产。现代的立宪国家，无论是君主国，还是民主国，都是政党政治。凡投身于政党生活者，莫不发挥个人独立信仰的精神，各行其是，子不必从父，妻也不必从夫。而儒家的三纲五常，子要从父，妻要从父、从夫和从子，就无法自择政党。西方妇女参政运动，也是现代文明妇女生活之二。若以儒家要求“女不言外”，妇女参政就成奇谈怪论了。孔子生长在封建时代，所提倡的道德是封建时代的道德，所倡导的礼教是封建时代的礼教，所主张的政治也是封建时代的政治。封建时代的道德、礼教和政治，仅仅涉及少数君主贵族的权利与名誉，与数千年以后的共和时代殊不相宜，故不宜立为国教。

“孔教”并不是真正的宗教，其真正的价值在于非宗教迷信的态度。“孔教绝无宗教之实质与仪式，是教化之教，非宗教之教。”中国的百家学说中，唯有阴阳家属于宗教，墨家“明鬼”与宗教相近。而儒家以道得民，以六艺为教。孔子也是儒者。孔子以前之儒，孔子以后之儒，均以孔子作为中心，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作为教化。“孔子不语神怪，不知生死，则孔教自非宗教。”阁伊即使退一步而言，承认“孔教”或“儒教”作为名词，也不可涉及政治，载入国家根本大法。中国属于多宗教的国家，佛教教律精严，教理高深，难能可贵。而基督教尊奉一神，宗教意识明嘹，信徒“制行”清洁，远胜于推行孔教的士大夫。而蔑视其他宗教，独尊孔教，违背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所谓宗教信仰自由者，任人信仰何教，自由选择，皆得享受国家同等之待遇，而无所歧视。”如果定孔子教为国教，则总统选举法和官吏任用法势必规定异教徒不得当选。否则，异教徒担任国家公职，不祀孔则违法，祀孔则叛教。而信仰佛、道、耶、回的学生，不祀孔则违背校规，祀孔则毁坏其信仰。因此，以四万万各教信徒共有的国家，唯独尊祀孔子;以四万万各教信徒共有的宪法，专门规定“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举国家之力强迫民众信教，势必重演欧洲的宗教战争。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