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先秦儒家政治伦理的视域中，人性与政治有着内在的关联性，归根结底，等差级别和社会秩序的构建，才是其讨论人性善恶的目的所在。“先秦儒家讨论人性问题的思想旨趣在于如何处理‘为政者’与‘民’的关系，进而建立起和谐的社会政治秩序。”因而，以善为道德基础，先秦儒家政治伦理的理想路向，必然走向为政以德，也即为政以善。

基于自己的人性思想，孔子直接把道德建设同政权建设联系起来，认为道德建设可以带来政治上的清明和爱，并由此而能实现天下大治。他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这就是说，当政者自身搞好了道德修养，为政以善，就能赢得百姓归顺，做到国泰民安。孔子还认为，引人向善的道德教育所产生的社会功效，也是行政手段所不能比拟的。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是说，用刑法行政手段去制服百姓，虽然百姓可以免除犯罪，但却没有羞耻之心;而用道德礼教去感化老百姓，那老百姓既有羞耻之心，又能自觉遵守社会规范。这是对道德价值的深刻认识。

作为人性善的主要旗手，孟子从善出发，进一步强化了道德和仁善的社会政治功能。他认为，仁善的道德对社会生活所产生的积极效应，是直接用政治手段所无法达到的。为此，他还特别强调了“善教”的社会作用。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而只有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既然“善教”能得民心，它的政治价值在于“得天下”。因此，他认为，以“善教”去扩充人之“四善端”，以道德教化人民，对于统治阶级来说，甚至比军事攻守、经济建设更为重要。孟子说：“城廓不完，甲兵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财货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孟子·离娄上》)。又说：“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上》)没有仁善和道德，统治者就无以治理国家。只有把善德与政治相结合，才可望实现“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的局面。所以他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天下定”(《孟子·离娄上》)。这就强调了仁善之德是为政的基本要求和准则。

践行道德现实主义的苟子，则寓“善”于“礼”，主张“仁内礼外”，把礼制作为善政的主要方法和根本保证。苟子认为，善是“礼”的伦理依托，“礼者，人道之极也”(《苟子·礼论》)，因而要“化性起伪，伪起而生礼义”(《苟子·性恶》)。正因为“隆礼贵义者其国治”(《苟子·议兵》)，所以，以仁心善德为基础的“礼”，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重大的作用。他说：“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苟子·议兵》)又说：“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亲，兄弟不得不顺，夫妇不得不欢。少者以长，老者以养。故天地生之，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人性预设圣人成之”(《苟子·大略》)，因此，“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苟子·性恶》)。那么，“礼”为什么能够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如此重大的作用呢?原因有二：其一，礼的根基在于人心。苟子说：“礼以顺人心为本，故之于《礼经》而顺人心者，皆礼也”(《苟子·大略》)。经典权威也得顺人心而变，可见人心堪称礼的“节度使”和试金石。其二，礼也扎根于社会生活的沃土之中。礼因能整饬社会秩序，收拾人心归属，从而具备生命、人类、社会政治依据的功能。苟子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苟子·礼论》)。尤为重要的是，礼义作为“道德之极”(《苟子·劝学》)、 “人伦尽矣”(《苟子·儒效》)的规范体系，对构成社会良性运作、和谐治理都有着根本性的影响。所以苟子的寓善于礼，最终还是为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服务的。他特别强调：“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苟子·富国》)。在苟子看来，以善为伦理基础的礼的目标，就是通过建立分明的等差级别来维护统治秩序，以最终实现一种“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苟子·王制》)的理想治世与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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