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无我之我是超越世俗情欲和知识的“我”。为了达到与“道”同一的理想，道家比较倾向于否定感性的自我，而肯定超现实的精神自我及其自由。如庄子写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所谓无“己”、无“我”，就是泯灭自我的好恶之情，以至达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庄子又称之为“丧我”，也就是“坐忘”。而“丧我”之后的我，才有资格在“无何有之乡”中“独来独往”。庄子所理想的人生自由，不是现实的感性自由，而是超现实的精神自由。

其次，无我之我是超越有“待”而达到无“待”的精神自由的“我”。所谓“犹有所待”(有待)，其意思是说，对世俗事物有所依赖。如果对外物有所依赖，则必然为外物所役使、所牵累(为物所役)，就不能获得逍遥自由。与之相反，“恶乎待哉”(无待)，如果不依赖于世俗之物，就不能为外物所累——“不物于物”，就可以游无穷，达到“逍遥游”的境界。不仅如此，“恶乎待哉”(无待)还可以变“为物所役”为“物物而不物于物”，主宰外物而不为外物所主宰。达到“无待”的自由境界，不仅可以在“无何有之乡”中“独来独往”，甚至具有某种常人所不具有的神性。由此可见，庄子的自由，是自我通过对客观必然性的内在超越而获得的自由，而不是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和在对客观世界进行物质改造中所获得的自由，这种自由只能是想象的内心神游。

再次，无我之我是游心和顺世、理想和现实统一的我。我们通过对道家的思想，特别是其伦理思想的研究，可以看出，道家既不主张“出世”，也不主张一般隐士的遁世，而是要在乱世中处世。他们生活的重点是今生今世。他们生活的目标是如何在乱世中求生存，并获得精神的愉悦和自由。庄子以精神上的超现实的逍遥游和现实的顺世处物的统一来解决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现实生活中，庄子主张“与时俱化”(与物俱化)、和顺外物。道家伦理思想的特点庄子的处世态度可以概括为“虚己游世”，“与时俱化”。“虚”与“化”是顺世态度的本质内涵。在庄子看来，“唯道集虚”，(《庄子·人间世》)“万物皆化”。(《庄子·至乐》)所以“虚而能和”，“化而不僻”，是得“道”者的处世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