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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朱熹重视民生,针对当时皇室、官僚、地主对百姓的压榨,朱熹提出正君、治官、安民的思想,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民本思想的发展。同时,朱熹的民本思想也对朱子学者尤其是福建朱子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针对民众的心声和现实社会问题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使下层人民在封建社会的桎梏下能得到一丝喘息的机会。

关键词:朱熹;朱子学者;民本思想

Abstract:ZhuXi emphasized on the peoples“‘ livelihood. As to the oppression from the royals, the bureaucrats, andthe landlords at that time, ZhuXi proposed the thought that could constraint the king, governance the officials andstable people, which objectivelypromoted the developmentofChinese people-oriented though.t Meanwhile, ithad adeep influence on Zhu Zis“‘ scholar, especially to thosewho lived in Fujian Province. They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re-formsmeasures andmade the lower-class people live betterunder the feudal society.

Key words:ZhuX;i Zhu Zis“‘ scholar; people-oriented thought

朱熹(1130—1200)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教育工作,使朱熹的民本思想广泛影响了其身后朱子学的继承者们,使朱子学者成为民生思想的代言人。

一、正君为治,民贵君轻

朱熹一生与下层百姓相处时间较长,他对普通的“小民”有着较深的了解和同情,他主张国君要爱养民力,存恤百姓,减轻对他们的剥削,以达到力穑厚生的目的。为了实现真正的为治之体,朱熹把儒家的君德说发展成为限君意义的正君说,反对君主的专断独裁,他曾向赵扩皇帝提出防止君主独断的主张:“而凡号令之驰张,人才之进退,则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复较量,勿徇已见,酌到公论,奏而行之,批旨宣行,不须奏复。但未令尚书省施行,先送后省审复,有不当者,限以当日便行缴驳。如更有疑,则诏大臣与缴驳之官当晚入朝,面议于前,互相论难,择其善者,称制临决。”[1]但因此得罪了皇帝,失去了做“帝王师”的资格。

朱熹认为,国家以民为本,社稷是为民而设立的,国家的存亡、君主地位的轻重与巩固与否,都是由人民决定的。对此,朱熹提出:“人君为政在于得人。”他在《四书集注》解释:“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贱也。然得其心,则天下归之。天子至尊贵也,而得其心者,不过为诸侯耳,是民为重也。”历代朱子学者继承和发扬了朱熹正君重民的思想。如为朱熹完成未成书稿的蔡沈,就墨守了朱熹的正君理念。蔡沈字仲墨,号九峰,他是朱熹弟子中最有成就的,他同情百姓的生活,希望国君能有善心,惠及民生。他在《书经集传序》中写道:“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则道与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执中,尧舜相授这心法也;建中建极,商汤周武相传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诚,言虽殊而理则一,无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于言天,则言心之所自出,言民,则谨其心之所由施;礼乐教化,心之发也;典章之物,心之着也;家齐国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在这里蔡沈得出了君主对百姓“得其心”是“天下平”之根本的论断。

朱子学者真德秀(1178-1235)字实夫,号西山,他是朱熹的私淑弟子,长期受教于朱熹的学生詹体仁。真德秀希望君主能去欲达仁以达尧舜仁德的境界。他说:“等而上之,其位愈高系民之休戚者愈大,发一残忍心,斯民立遭荼毒之害,发一掊克心,斯民立被洙剥之殃。……已欲安居则不当忧民之居,已欲丰财,则不当峻民之财。故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其在圣门名之曰恕。强勉而行可以致仁矣。当斯民憔悴之时,抚摩爱育尤不可缓。”真德秀还以天理为名,阐发了施仁政促民生的思想,认为国君要与众共议国家大事,赏罚分明,使民有衣食,他在《奏议》中谈到“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与众共之。……朝廷之于天下,当如天地之于万物,栽培倾覆,付之无心,可使一毫私意于其间哉。”明代朱子学者张岳则强调君主必须服从人心,并利用灾变来警告皇帝,以达到正君心,促民生的目的。他说“帝王举动当顺天意,观天意者验之人心而已。……陛下何苦违众志以拂天意乎?……天子不克肖乎,天地则必出灾异以谴告之。

不修德以回其怒,行且亡之矣。今也凶荒相仍,盗贼充斥,地震于下,龙斗于上,其所以儆戒陛下者至矣。”李光地是清初朱子学的集大成者。李光地认为民心可畏,作为国君要关心贫穷百姓,只有民心无怨背,才能天命固而天下治,他说:“贫害甚于寡,帮不患寡而患不均也。……天下交则泰,天下交则治。天地不通则闭塞而成冬矣,君与臣民之情阔绝则天下无邦矣。”李光地提倡国以民为邦本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康熙帝的治国大略。

二、惩贪为民,清廉勤政

朱熹认为裕民富民的最大障碍是来自豪强地主与贪官污吏的勾结,主张严厉打击扰民敛财的贪官污吏,为官者则应做到清廉自守。

朱熹在为弟子们授课时也表露了为官要以民事为重的思想:“为守令,第一是民事为重,其次则便是军政,今人都不理会。”所谓“民事为重”,就是“以民为本”,全心全意地为老百姓办事。朱熹关心民生,反对官吏贪恶,他在同安为官时在米仓墙上题诗作为他和官吏们的信条:“度量无私本至公,寸心贪得意何穷?若教老子庄周见,剖斗除衡付一空。”[10]淳熙八年,朱熹任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他六劾台州贪官唐仲友,为民请命,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称赞。

朱熹也严格要求朱氏子孙如果从政一定要以民为本,严禁贪贿,在武夷山星村镇大年村,至今仍然生活着二十多户人家,他们都是朱熹的直系子孙,村里朱子家祠墙上至今仍保留着乾隆时期留下的禁贿碑,碑文写明朱氏子孙当官若有贪贿行为死后不得进朱家祖坟。朱熹的为官态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朱子学者。

黄干(1152—1221),朱熹四大弟子之一,他在浙江嘉兴石门酒库任上揭露库吏同奸商公造私酒;嘉定五年,黄干在江西新淦县令任上,上奏揭发该县胥吏勾结豪民,将职田当作官田变卖,“遂使一千二百余石之职田,一旦尽变而为豪民田。”[11]朱子学者真德秀非常重视民生,提出为官要以身作则,以通下情,他说:“某愿与同僚各以四束自勉而为民去其十害。

何谓四事“曰律已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于公、莅事以勤是也。

何谓十害?曰断狱不公、淹延囚系、惨酷用刑、泛滥追呼、招引告讦、重叠催税、纠罚取财、纵吏下乡、低价买物是也。”[12]真德秀作为地方官吏能想到这些是难得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