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种宏观背景下，陈独秀于1915年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以期使广大人民从那种落后、愚昧、麻木的精神状态中解放出来，在思想意识上能有个根本的改变。

二、对传统旧道德的批判与重估—****孔家店

如上文所述，新文化运动的最终目的是启发民智，改造国民性从而最终走上富民强国的道路。“对现代启蒙运动而言，迎接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只是手段，实现把国民从传统意识的牢笼里解放出来而代之以现代意识的启蒙任务才是目的。’，阅因而，正如文艺复兴运动把矛头对准中世纪神学一样，陈独秀亦将批判的矛头直指中国传统思想的根源—濡学。“****孔家店”便是在批判尊孔复古这一逆流中提出的响亮口号。

在陈独秀看来，中国自明朝西洋文明传人以来，国人先后经历了学术和政治上的觉悟。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若国人伦理没有觉悟，儒家纲常没有彻底打碎，即使在政治上实现了共和立宪，那也只是徒有虚名。“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纵一时舍旧谋新，而根本思想，未尝变更，不旋踵而仍复旧观者，此自然必然之事也。”随《青年》(二期改为《新青年》)创刊之初，陈独秀就在发刊辞《敬告青年》中提出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用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项主张。在一开始便明确地指出:“吾人倘以新输人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人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吸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进行一场伦理革命，以唤起民众的觉悟，从而自动自觉地去争取民主和自由。“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治觉悟，盖犹在倘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日: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正是在这一伦理革命的基本主张下，陈独秀首先对孔子进行了重新评价。在《孔子与中国》一文中，陈独秀系统地阐明了他对孔子的看法。首先，“孔子的第一价值是非宗教迷信的态度……孔子之言天命，乃悬拟一道德上至高无上之鹊的，以制躬行”。哄次，“孔子的第二价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这一价值，在两千年后的今天固然一文不值，并且在历史上造过无穷罪恶，然而在孔子立教的当时，也有它相当的价值。”再次，“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乎科学的。孔子的礼教，是反民主的。”即使要尊孔也应该在不言神怪方面发挥，而不是在礼教上。可见，陈独秀并非一味的反对孔子，而是从孔子人手抨击和反对束缚国民精神，阻碍社会发展的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是维护历代封建帝王统治的工具。面对当时盛行的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陈独秀对之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揭露。他指出:“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共贯同条，莫可偏废。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明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也。”并且，“孔教问题不独关系宪法，且为吾人实际生活及伦理生活之根本问题也。因为“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格者，三纲之说为之也。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强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制度。不仅如此，儒家伦理纲常在政治上与共和立宪也有必然冲突。因为“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足怪者。一个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一个是追求民主、平等和自由，若是硬要把这相隔两千年，性质截然不同的东西揉在一起，的确是一件十分荒唐的事。因此，要巩固共和，反对复辟，就必须从根本上反对维护封建****的儒家伦理道德。

此外，陈独秀还从社会进化的观点来论证儒家伦理纲常已不适于现代社会潮流，并成为了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在陈独秀看来，“盖道德之为物，应随社会为变迁，随时代为新旧，乃进化的而非一成不变的，此古代道德所以不适于今之世也。“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相互证明，其说遂至不可动摇;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中土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做此，陈独秀在《答孔昭铭》一文中最终得出了结论日:“儒教孔道不大破坏，中国一切政治、道德、伦理、社会、风俗、学术、思想，均无有救治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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