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国史大纲》脱稿，钱穆回苏州侍母一载。

1941年，应顾颉刚之邀，往成都任教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及武汉大学。

齐鲁大学原为美国教会所创，抗战初迁至四川成都。原本即有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资助，设国学研究所。内迁后，决意重建研究所，顾颉刚被聘为主任，负责行政事务。顾氏在任期间，置得大批古籍，又多方延请名师，除有胡厚宣、钱穆等在所任职外，又得叶圣陶、张维思、吕叔湘、韩儒林、孙次舟等学界名人来此讲演，由是研究所名声渐著。

1941 年6 月，顾颉刚在重庆北碚办《文史杂志》，所中实际工作渐由钱穆主持。

1942年，顾颉刚辞研究所主任职，由钱穆正式接任所务。

除指导学生的学术研究外，钱穆在此期间亦编成《清儒学案》一书。

1943 年秋，齐鲁国学研究所停办，钱穆应华西大学文学院院长罗忠恕的邀请，在该校担任教职。又得四川大学校长黄季陆相邀，到川大历史系兼课，讲授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

1944 年，撰文《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号召知识分子投笔从戎 。

抗战时期，钱穆在西南大后方，或著书立说，或奔走讲演，“以民族意识为中心论旨，激励民族感情，振奋军民士气，故群情向往，声誉益隆，遍及军政、社会各阶层，非复仅为黉宇讲坛一学人。为书生报国立一典范，此点更非一般史家所能并论。”

1945年抗战胜利后，钱穆患病在身，仍留川任教，住华西坝一年。

抗战胜利后，大学陆续复校，胡适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北大校长，因其远在美国未归，便由傅斯年代校长之职，负责北大接收、复员和北迁工作。但钱穆却始终没有得到邀请，这与钱穆和傅斯年所代表的史料考证派之间的分道扬镳不无关系。

1946年，滇人于乃仁在昆明筹建五华学院，托钱穆学生李埏代为敦请，钱穆有感时局动荡，又素爱昆明气候，遂欣然应允。钱穆在五华讲学，又兼云大课务，同时还为军官学校将校训练团讲“中国古代军事史”。

1947年，因胃病原因，决意离滇东归。

1948年，正式执教于无锡江南大学，任文学院院长。

江南大学为无锡巨商荣家所创办，虽创立未久，但仍荟萃不少著名学者。除钱穆任文学院院长外，唐君毅为教务主任，朱东润、牟宗三、李雁晴、王以中俱在江大任教。

除教学、行政外，钱穆还应上海正中书局之约，指导学生圈点《四部选粹》，即精选四部籍中人人必读者数十种，一一加以标点。但终因时局动荡，标点之书未能付印，随他标点、钞录的学生也散去了。

课余闲暇，钱穆又撰《湖上闲思录》。

1949年，钱穆南走香港。入港后，有感于青年失业失学、无依无靠、踯躅街头的情形，于是考虑创办学校。

1950年，新亚书院在钱穆的努力下初创成形。创建之初，条件极其艰苦，生源多为来港大陆青年，无力缴纳学费，中途离校，转校者亦不在少数，学校经费亦尤其紧张。但学校的任课教师，如吴俊升、任泰、刘百闵、罗香林、张维翰、梁寒操、卫挺生、陈伯庄、程兆熊、杨汝梅等，皆为大陆来港的知名人士。其中不乏钱穆故交，为表支持，竞相表示不计报酬。尽管条件不如人意，但书院教授阵容之强大，香港大学中文系远不能比，亦受到香港教育司的重视，对其多有通融。

冬季时，新亚经济窘困，已至山穷水尽。钱穆离港赴台募款，望获台湾政府救济支援。钱穆抵台后，多方劝其留台发展，但他心系新亚，婉言相辞。其后又受邀去港大任教，亦固辞。

1952年，钱穆在淡江文理学院惊声堂讲演，屋顶泥块坠落击中头部晕厥送医。

1953年，新亚书院得到美国雅礼协会资助，后又得美国亚洲协会襄助，筹办研究所。

1955年，得哈佛燕京社协款资助，新亚研究所成立。

香港原本不甚重视中文教育，全港除却主要用英文授课的香港大学之外，其他学校寥寥无几。钱穆来港，兴学艰难，新亚书院于困境中奋进，不断得到发展，诸教授数年艰辛耕耘，培养了一批高质量人才。其办学的成绩为香港各界所瞩目。6 月27 日，由香港教育司高诗雅和香港大学教授林仰山提议，香港总督兼港大监督的葛量洪在香港大学1955 年毕业典礼上，授予钱穆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以彰其绩。

1956年，钱穆与胡美琦女士九龙缔婚。

1960年，钱穆应邀到耶鲁大学讲学半年。闲暇时间，钱穆一方面补读英文，一方面完成了《论语新解》的撰写。 6 月13 日，在耶鲁大学毕业典礼上，为表彰钱穆的教育、学术成就，及其为东西文化交流作出的贡献，耶鲁大学特授他名誉人文博士学位。随后，赴欧访问。

1963，崇基、联合、新亚三校联合，改组为香港中文大学，钱穆主动提出辞去新亚书院院长职务，为新亚董事会所挽留。

1964年，钱穆再度提出辞请，董事会终于应允，並决定以1965年为正式辞职之年，此一年则为休假年。1965年正式卸任后，钱穆应马来亚大学邀请，由夫人陪同赴吉隆坡讲授“中国思想史”。原定计划讲学一年，因不适应南洋湿热天气，胃病复发，于1966 年2 月提前返港。钱穆夫妇返港后半年，香港难民潮骤起，治安恶化。夫妇商量之下，决意定居台湾。

1967年10月，钱穆夫妇正式迁居台北。

1968年，钱穆夫妇迁入由夫人亲手设计的“素书楼”，并膺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1969年，《朱子新学案》书成，老友张其昀邀请其往华冈文化学院，担任文化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首任博士班班主任。

钱穆每周为博士班讲授“中国史学名著”，后来，台大学生戴景贤来素书楼旁听，将讲授内容录音，再加以整理，陆续刊登在文化学院创办的《文艺复兴》杂志。1973 年2 月，《中国史学名著》一书经台北三民书局正式出版。随后又开“宋明理学”、“朱子学”、“经学大要”、“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等课，边讲边写札记，后合编为《理学三书随札》一书。受聘文化学院同时，又应蒋复聪先生之约，担任台北中央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1974 年，钱穆在夫人陪同下，游历梨山、武陵、天祥、花莲。期间，写下《八十忆双亲》。

1975 年，钱穆将居港台时期发表之中国传统学术相关论文汇成《中国学术通义》一书，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

1976年冬，钱穆胃病剧作，几不治。

1977 年夏，新亚书院策划创设“新亚学术讲座”。为答谢创办人钱穆的卓绝贡献，此讲座命名为“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拟每年邀请一位对中国文化有所研究的中西著名学人来新亚作讲演，并邀请钱穆为讲座第一位讲演人。

1978年，钱穆胃病、目疾日剧，仍抱病扶杖赴港，以“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为题，进行了六次讲演。后根据录音编写成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1984年，钱穆获颁行政院文化奖章。

1986 年，钱穆92 岁生辰，亦是他执教75 周年的纪念日。6 月9 日当天下午，钱穆在素书楼为中国文化大学(即华冈文化学院)史学所博士班的学生做告别杏坛最后一讲，听者云集。台湾当局于6 月20 日晚为他举行执教75 周年荣休纪念会。“行政院院长”俞国华赠予钱穆“鸿儒硕望”镜屏，“教育部”也赠其“一代儒宗”贺匾。11 月，钱穆完成其人生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

《晚学盲言》撰写之时，钱穆目疾已深，不能识字看书，幸得夫人胡美琦女士协助，方能成书。此书系钱穆40 年代以来从事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之总结。

由于政治环境所限，自1949 年4 月南走香港，钱穆便再也没有踏上大陆的土地。虽身在海峡对岸，但对钱穆始终情系故乡和亲人，对于时局，钱穆亦多有关心，希望两岸能和平统一。

1990 年8 月30 日上午9 点15 分，钱穆心力衰竭，在台北杭州南路寓所逝世，享年96岁。讣讯传来，士林震悼。各界人士纷纷发文吊唁。9 月26 日，在台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9 月30 日，由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新亚教育文化会、新亚书院校友会，为其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

1992年，钱穆先生得以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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