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出于对身陷困境的吕氏和刘盈的同情，张良还是给他们支了一招。张良对他们说：“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这四人就是所谓的“商山四皓”。刘邦什么都搞得定，就是搞不定这四个人。这四位年长的高人一致认为刘邦是个没文化的流氓，言语举止粗鲁，所以他们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但刘邦就像一个追求不到心爱的姑娘而寝食难安的小伙子一样，对越是搞不定的人，就越是仰慕。张良说，如果你们愿意牺牲些金玉璧帛，让太子亲自写信，言辞尽量谦卑，礼节尽量周到，派位能说会道的辩士去固请，四位老人应该会下山。等他们来了以后，让他们时时跟随太子入朝。刘邦知道以后，必然会因太子能搞定这四个人而高看太子一眼，说不定对保住太子的位置倒是有所帮助。

吕氏按照张良的建议去做了，果然敦请到了这四位高人。《史记》是这样描述刘邦第一次看到这四人时的情景的：

上破布归，置酒，太子侍，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问之曰：“彼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名姓，曰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上乃大惊，曰：“吾求公数岁，公辟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故臣等来耳。”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四人为寿已毕，起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氏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缯缴，尚安所施!”歌数阕，戚夫人嘘唏流涕，上起去，罢酒，竟不易太子者。

这是一段绝妙的文字。司马迁把故事背景安置在刘邦击败英布、回朝大摆庆功宴席之时。刘邦在生命最后一年里，先后铲除了当年并肩打天下的三位异姓诸侯王韩信、彭越、英布。尤其是擒斩英布一战，可以说标志着刘氏天下真正的形成。虽然忍受着病痛的煎熬，但对终于能安心地把天下交给自己儿子的刘邦来说，此刻的心情应该是无比愉快的。孰料久请不至的“商山四皓”突然出现在这个场合，给刘邦原本愉悦的心理蒙上了一层阴影。司马迁首先用简洁而有力的文字描写了四人的外貌：“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如果不注明这句话出自司马迁笔下，有些读者大概会误以为这是在引《西游记》里的文字。“须眉皓白，衣冠甚伟”，多么酷似太白金星或太上老君的形象。而八十多岁的人，在今天来说稀松平常，但在人均寿命三十岁还不到的汉朝初年来说，能看到八十多岁的人，是何等稀奇的事。何况，这一下子就是来四个。自然引起刘邦和一班功臣们的诧异。

在通报姓名之后，刘邦才知道跟随太子前来参加庆功宴的四位奇异的老人，原来就是自己仰慕已久却始终召请不至的商山四皓。此时的刘邦，就像一个在得知心爱的姑娘委身他人之后非要问个为什么的年轻人，问这四位老人，为什么不应他这位皇帝的招聘来当官，却跟太子玩到了一块?四老的回答很直接爽快，坦率地批评了刘邦是个没有文化且言语粗鲁的人，言下之意就是说，像我们这样的高洁之士，和你是玩不到一块去的。太子的情况就不同了，四人用六个字评价了太子刘盈：仁孝、恭敬、爱士。除了表示只有太子这样高素养、高品味的上层人物才有资格和他们一起玩之外，四老还用一句“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把太子在天下高洁之士心目中的形象抬得很高。

听完这番解释后，刘邦深感无奈，只能说，那以后就麻烦你们好好调教、保护我这个儿子了。四人在敬了刘邦一杯酒之后，也起身走了。刘邦在目送他们离开的过程中，把戚夫人叫到身边，指着四人的背影对她说：你看，连我都请不到的人，太子却能轻松搞定，看来太子羽翼已经丰满，废是废不掉了。于是为了安慰哭泣悲伤的戚夫人，刘邦让戚夫人再次舒展起曼妙的舞姿，并亲自为她和唱带有浓厚乡音的歌曲。舞罢歌尽，刘邦在闷闷不乐之中结束了这次庆功宴会，最终竟没有换太子。

“商山四皓”在短短几分钟出场时间里，就挫败了刘邦。令人发噱的是，这四位老人其实什么都没做，只不过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不懂礼貌的刘邦数落了一通。不可一世的刘邦就这么让更换太子的计划流产了。这就是《史记》告诉我们的故事，司马迁用它来解释刘邦为什么没有废成太子。这个故事非常精彩，足以令闻者倾倒。但奇怪的是，这么著名的故事，却未被同样关注刘邦晚年太子之争的《资治通鉴》采纳。为什么?司马光提了一个问题：

高祖刚猛伉厉，非畏搢绅讥议者也……若决意欲废太子，立如意，不顾义理，以留侯之久故亲信，犹云非口舌所能争，岂山林四叟片言遽能柅其事哉!借使四叟实能柅其事，不过污髙祖数寸之刃耳，何至悲歌云“羽翮已成，缯缴安施”乎?

大家不觉得这个故事太富有戏剧性了吗?想想刘邦是什么性格?刚猛伉厉，狡猾反复;不读书、没文化，轻视儒生;不畏舆论，关键时刻甚至会用亲人的性命做赌注。这就是刘邦。怎么突然就变得畏惧名义、景仰高人了呢?四位仰慕已久却从未谋面的老先生，短短几分钟的出场，就能让刘邦抛开了对戚夫人的恩爱与承诺?那他还是听说项羽要烹煮自己的父亲时，说出“幸分我一杯羹”的刘邦嘛?司马光认为，这“不科学”。

故事的精彩性往往与真实性不成比例。传统史学中，名声再卓著的作品，也难免会出现为追求故事的绘声绘色而牺牲其真实性。《史记》文学性强，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其中的“鸿门宴”“荆轲刺秦王”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但从史学角度讲，其真实性如何，却历代均有质疑。比如，今天人们所熟知的“赵氏孤儿”，故事蓝本也出自《史记》。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基本上已经被后来的史学家们否定，因其内在矛盾太明显，也与更早的典籍《左传》所记载的内容出入太大。司马光批评司马迁“好奇”，《史记》中往往有这类华而不实的故事。

显然，“商山四皓”的故事也被司马光归入华而不实之列，故未予采用。问题是，在否定了司马迁的文本之后，《资治通鉴》又是如何解释刘邦最终未换太子这件事的呢?大家不要忘了，司马光不仅仅是史学家，他还是北宋中期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作为一名政治家，司马光敏锐地察觉到了当时朝廷上就这一事件存在的分歧。《资治通鉴》在叙述时，特别强调大臣们对废立太子的反对，从大臣态度的角度来解释刘邦为什么打消废太子的念头。比如，《资治通鉴》吸收了当时御史大夫周昌反对这件事的记录。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身份不低。周昌是一个口吃，说话比较费劲，有意思的是这个人脾气还特别急、特别暴。口吃的人，越是着急，越是生气，越是说不出话。即便如此，周昌还是要在刘邦面前表达自己强烈的反对意见。周昌对刘邦说：“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资治通鉴》卷十二)“期期”就是用来形容周昌说话时结巴的样子。周昌又着急又想说话，又期期艾艾讲不清楚的样子，把刘邦也逗乐了。

此外，《资治通鉴》又采用了当时儒学大臣叔孙通对此事的反对。叔孙通为人以圆滑著称，但因为他是太子的老师，所以在保护太子这件事上表现得非常有原则性。叔孙通是学者，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给刘邦讲述了很多只偏私爱、不顾国家长远利益，由废立太子而导致国破家亡的典故。最后叔孙通对刘邦说：“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为戏乎!”(《资治通鉴》卷十二)叔孙通说太子是维系天下安危的根本，因为当具有权威的老皇帝去世的时候，必需要有一个众人认可的太子来继承皇位，才能确保政权平稳过渡。如果老皇帝死的时候没有太子，或者太子不孚众望，就很有可能引起实力派人物对皇位的争夺，这样就会导致天下大乱。古代中国的政治传统，权力结构呈金字塔形。有很多野心家绞尽脑汁，想走到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如果允许有野心、有实力的人随意争夺这个顶端权力，势必造成社会秩序崩坏，乃至于连年战火、民不聊生。所以儒家政治伦理特别强调权力秩序，不允许随意僭越、篡夺。但旧君主的生命总会终结，权力需要向下移交，为确保权力平稳过渡，必须在君主生前确定继承人。继承人的产生，需要经历合理的程序。一经产生之后，若无大的过失与不妥，必须保持其地位的稳定性，这是权力秩序中有非常重要的一条。所以随意变易太子无异于动摇国本，这可不是儿戏之事。

借助叔孙通的发言，《资治通鉴》最终对这件事作了总结：“时大臣固争者多，上知群臣皆不附赵王，乃止不立。”(《资治通鉴》卷十二)赵王就是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除了之前提到的周昌、叔孙通等人，大臣反对废太子的非常多，而且很多人都和刘邦激烈地争执过，包括张良也反对这件事。所以刘邦知道，即便自己废了现在的太子，改立赵王，大臣们不拥护赵王，那赵王日后也是不能成事的。如果激起吕氏集团(吕雉的兄弟和她妹夫樊哙都是握有兵权的人)与戚夫人、赵王之间的火并，反而有导致国家动荡的危险，所以刘邦打消了废易太子的念头。尽管刘邦读书不多，人也粗鄙，但他毕竟是经历过这么多风浪，且有一定远见的政治家。这点后果他当然预料得到。

虽然司马迁离刘邦的时代更近，但司马光的解释显然更为合理。常理状态下，人的行为不会离逻辑很远。司马迁的故事显然偏离了逻辑摆动的合理范畴。人们总以为离历史现场更近的史学家讲述的历史，会更符合真实，其实未必然。司马迁能在整体上带给我们那个时代的感觉，却不能保证每个故事的真实性。相比之下，司马光对刘邦不废太子的解释，朴实无华，从故事性的角度看，缺乏精彩性，但它更可信。之所以说这个朴实无华的解释更具有合理性，是因为司马光已经提醒我们：政治事件的结局要从政治思维、政治力量对比的角度予以考量，而不要沉湎于那些精彩离奇却不着边际的故事。

前文已经提醒过大家，考察司马光身份的时候，不要忘了，他不仅是史学家，还是那个时代最大的政治家之一。司马光二十岁考中进士，此后历仕北宋中期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最后薨在宰相的位置上。他的政治思想、政策取向对不对，可以另外讨论。但无疑，在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历史学家里面，他是最懂政治的。他编写《资治通鉴》的初衷，也是为了让历史给未来提供借鉴，以迎来更好的政治。宋神宗为《资治通鉴》所作的序中写到：“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以往事为鉴，有助于归纳、提炼治国的道理，这就是“资治通鉴”书名的由来。以提供治理经验为目的，以政治家的眼光重新选择、解释历史，这就是《资治通鉴》最大的特点，有别于以往的所有史学著作。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区分《史记》与《资治通鉴》的差别，可以这样说：《史记》是文学家笔下的历史，《资治通鉴》是政治家笔下的历史。

《资治通鉴》成书后，模仿、续写的作品很多，但没有一部能像《资治通鉴》那样成功。原因即在于，那些作者没有一个像司马光那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以及敏锐的政治观察力。所以，在浩若烟海的传统史学著作中，挑一部最适合于提炼治国理政经验的史书，那没有比《资治通鉴》更合适的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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