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巨额财富积累，知识精英阶层对权力集中的不满，已慢慢从为民请命的立场，转化为财富分配方式的诉求，知识精英不满于国家财富集中于政府和国有企业之手，希望用“民主”和“选举”来分得权力甚至是夺取权力，但是，这个阶层在各种场合表现出来的幼稚的管理观点和偏激的政治主张，得不到官方的顺应和民众的广泛支持，精英阶层就把这一切归咎为专制制度和专职制度下的奴性思想，于是，精英们坚定不渝地打起了持久战，不约而同地把意识形态强加到大学的讲台上去，灌输到任何一种具体的知识和技术中去。

精英们向中国所有有价值的领域，发起了一系列的破坏运动。

精英们认为是传统文化支撑了集权的存在，所以，传统文化变成了他们的靶子，他们按照自己的愿望和想象，把美国塑造成一个连美国人自己都羞于接受的“上帝之城”。被他们祭在供桌上的西方文化，其实只是用来砸毁一切中国传统的暴力工具，只要是不符合西方价值尺度的观念与道德，都会被他们拿来进行阉割和切除。

精英们认为被洗脑的愚民支撑了集权的统治，因此，这些愚民又被咒骂为“义和团”。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贫弱阶层，成为了他们攻击权力的“板砖”，但这些“板砖”扔完之后，他们又称之为“无法带入现代化”。所以，厉以宁才说：“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所以，复旦教授朱学勤才会气急败坏，把一场夺取几万人生命的地震，诅咒为对本民族的“天遣”。

精英们认为是传统道德阻碍了“民主思想”的贯彻，所以，便以不负责任的极端自由主义和反道德行为来摧毁传统道德，所以，“范跑跑”才会把自己违反人类公德的自私行为，吹嘘为最符合人性的反国家暴政的斗争。被学生砍死在课堂上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程春明，一边把女研究生抱在怀里，一边抨击亵渎法制的贪腐行为。至于那个叫李银河的具有强烈窥视欲的干瘪女人，更是把“性解放”歌颂成了一个翻天复地的伟大革命。

因为中国国家主权的完整阻挡了美国大兵的军靴，所以，精英们又推出了“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企图用“人权”来撕开中国国家的大门，建立起一个欢迎“皇军进村”的“人权维持会”。

精英们认为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支撑了中国社会的稳定，而这种稳定又为集权政府的存在提供了空间，于是，茅于轼才会代表美国人民来抗议中国的土地保护政策，他认为中国应当到国际市场去购买粮食，可如果买不到粮食，那就说明中国人自己出了什么问题。对于迟迟没有到来的中国社会动荡，茅于轼心急如焚，已经是只管宣传目标，不顾逻辑通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