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卡三：东道国政策反复无常

在跨国经营实践中，中资企业和海外华商遭遇的东道国违约和征收风险案例已经为数不少，不仅通常认为“法制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和前苏联东欧转轨国家，就是在欧盟国家也遭遇过这种风险。

东道国国内和对外相关政策调整、法律修订，新政策和法律的颁布实施，以及东道国相关部门在政策和法律执行过程中的尺度把握、执行强度等，均会给外国投资者造成经营和财产损失上的风险。主要包括对外国投资产业限制、税率提高、经营利润的自由流动限制、土地使用成本提高、国家安全等，最严重的如国有化政策，企业产品和设备被征用、征收，甚至企业财产被没收或充公。

如希腊宣布停止向中远集团及其他四家竞购者出售比雷埃夫斯港的股份计划;济州岛叫停中国投资项目;对拉美兴起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国有化运动，可能对中国对该地区投资企业形成政策风险;2007年中国平安集团18.1亿欧元，在二级市场上买入比利时富通集团4.18%的股票，后增加到4.99%;2008年又以21.5亿欧元收购富通集团旗下资产管理公司50%股权，共计投入238亿元人民币。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富通集团被收归国有并迅速转手卖给了巴黎银行，平安集团为此在2008年投资富通上的账面亏损超过90%。

从宏观层次上来看，东道国政府因期望获得更有利条件而违约，这种行为本质上属于实施限制外资政策。这些年的限制外资政策较多地针对采掘业，特别是战略性资源开发行业。我国企业往往不能简单地用撤离有关国家和地区的方式来规避上述各类蚕食式征用风险，因为有些上述蚕食式征用风险较高的国家对于我国保证资源供给具有重要意义，或者属于我国企业西方竞争对手的空白区，我国企业往往有必要承受上述风险开拓这些国家的市场。

关卡四：“新家长”不纵容国内市场养成的坏习惯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东道国与本国在民族、文化、习俗、语言等方面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表现在工作交流、待人接物、处理事情等方面会各具特色，呈现出不同的方式方法，带来管理理念和行为的不同。企业在境外投资后，直接把在本土经营的模式简单机械地移植到境外企业中，甚至把一些不良的文化习惯延伸到国外，造成文化上的误解或冲突，可能会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纠纷和损失。如中国上汽集团收购韩国双龙汽车公司后，双龙汽车公司老员工难以接受新公司而不断罢工，5年后双龙汽车公司董事会向当地有关部门申请“回生”流程，但公司经营前景并不乐观。

经历过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企业或多或少的养成了一些不规范的行为，然而在“走出去”之后，这些行为当然不可能被东道国无视。基于当地保护主义也好，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势必会面临较为约束的政策规范，这也是中国企业的尴尬之一，已经成长到一个规模，然而到了新的地方却要如新企业一般重新确立规范，摸索出一个适应当地的企业文化，融入当地市场。

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诸多尴尬，除了企业无法左右的，也有一些能做的。在新的环境下，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应该着重思考些什么呢?

首先应该谨慎跟风。比如欧债危机后，到海外抄底的呼声，就在中国企业界风起。尤其最近两三年，一些土豪企业家最常问的就是，“你看我到欧洲买个什么样的企业?”可见对海外并购完全没有概念，对自己企业的需求也不清楚。

其次，海外并购要注重前期布局，长远规划。早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布局日本的海尔，在2011年底终于等来了并购三洋白电的机会，打败了竞购对手松下，打了一场翻身仗。从与三洋合作，到自己海外设厂，到两者建立合资公司，最后整个买下三洋白电，海尔走过了一条艰难且成功的布局之路。2010年，当美的去泰国建厂时发现其在国内的敌手海尔已经棋局铺就了。

另外，并购前的尽职调查、法律政策风险规避等也非常重要。海外并购的风险陡增决定了并购前的准备工作是个系统工程。

如果把海外并购比作海上行船，舵手决定航向固然重要，而拟定航海计划、掌握风暴风向和必备的航海经验则更为重要，中国企业改变不了大环境，就先改变自己。

以上就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关卡的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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