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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园原本被誉为社会净土，公德良心的最后底线，但近日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处处长蔡荣生涉嫌招生贪腐一事震动了整个社会。

“一个大学的处长涉案金额竟能到数亿元，触目惊心，这不能不让人质疑招生环节腐败的空间有多大。”一位受访者向记者这样表达自己的第一反应。

自主招生至今已走过十年，被寄予了打破高考“一考定终身”的厚望,也一直背负着招生腐败的质疑之声。

如何把高校自主招生的权力关进牢笼，使其向良性方向发展，避免招生腐败，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话题。

招生权力过于集中易滋生“自主腐败”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年来，为了向综合性发展，提高素质教育，各个重点大学开始大量自主招取文艺体育特长生来活跃校园文化，装点门面，这也给大学的招生腐败留下巨大空间，“我们大学艺术团老师在开学第一次排练时，面对水平相差悬殊的学生，气愤地说，‘你们都是花了多少钱进来的’。”北京某高校一位艺术特长生告诉记者。

出现这样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招生权力绝对集中在几个人手里，二是对自主招生的“自主性”细则规定不清晰。

厦门大学招生处处长张亚群认为,“自主腐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招生权力的“异化”与“利益驱动”,“由于缺乏刚性的制度约束和选拔标准,权力集中于少数人,使招生腐败频发”。

张亚群表示，尽管当下高考升学率大幅攀升,但重点高校及热门专业入学竞争依然激烈。在自主招生中,这类高校在招生标准设定、自主选拔环节,特别是面试环节,不尽合理,制度规范不严密,存在某些漏洞,同时缺乏有力监督,为权力运作留下了活动空间。

自主招生的腐败，突出表现在,以极富“弹性”的人才评价标准定取舍;通过“权钱交易”,以“特长生”的名义,大幅降分录取高考低分考生;在艺术、体育等特长生材料方面弄虚作假,骗取“自主招生”资格。这些现象导致高校招生“逆向淘汰”,严重损害招考公平,也败坏自主招生的声誉。

张亚群表示，自主招生改革的初衷在于扩大选择性,选拔高素质优秀生源,提升学术竞争力,但实践中出现了功能定位不明、选拔方式效率低、考试不公平等问题。这种“自主腐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招生权力的“异化”与“利益驱动”。本来权力与责任,利益与义务应该相称,但由于缺乏刚性的制度约束和选拔标准,权力集中于少数人,舞弊手段难寻蛛丝马迹,使招生腐败频发。

据了解，我国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将“招生自主权”列为高校七项自主权之首,为其后高校自主招生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另一方面,现有相关法律对高校具体的招生办法并未作出明确限定。如招生方式,是以中学推荐为主,还是大学选拔为主?是以笔试为主,还是面试为主?是以考试分数为主,还是以“综合素质评价”或“单科成绩”、“特长”为主?对于这些问题,《高等教育法》没有、也难以一一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