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条件不一

政策仍有可为空间

早在2012年国家明确推进实施异地高考政策之初，大部分中西部省份便积极响应将2013年定为异地高考政策实施元年，而东部沿海省份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则将政策实施初步定于2014年，但即便是在今年全国大部分省份放开异地高考的情况下，各地政策也不尽相同，其中，既有浙江、山东等仅对高中阶段学籍和学习经历进行要求的开放派，亦有北京、上海等对父母工作、社保年限、乃至报考高校种类(如仅限高职院校)设限的保守派。

对此，吴遵民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地资源禀赋不一造就了差异化的政策实施路径，教育资源亦如此。北京、上海等地汇聚了众多优质教育资源，从小学到大学都存在着激烈竞争，一旦无条件放开，势必对本地生源带来冲击，由此也可能进一步带来更多问题，“因此，根据各自政策实施条件，制定现阶段可行的实施路径，存在其合理性。”

在吴遵民看来，尽管有着诸多限制因素存在，但在现阶段，国家乃至各地在推进异地高考政策落地上都有着较为积极的态度，其中有着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主观方面，在贯彻教育公平的政策要求下，教育主管部门已经认识到了开放异地高考政策对缓解流动人口难以公平享受教育资源矛盾的必要性;客观方面，一些大城市受计划生育、出国留学等多因素影响，高中阶段生源连年下降，为吸纳外地生源提供了前提条件。

吴遵民强调，对于放开异地高考而言，最为关键的还是要进一步放开高中教育，而这不同于放开义务教育阶段的异地就学，高中教育是否能够放开取决于各地的高中覆盖率以及高中录取率，这一条件各地同样不尽相同，以上海为例，为有效确保本地生源免受冲击，在高中录取率较高且高中覆盖广泛的前提下，已然先期放开了对外地户籍生源的中职继续教育，即允许完成初中的外地生源在上海本地报考中职院校。

“尽管这看起来似乎存在不公平，但作为一小步进步还是值得肯定的，毕竟这为外地生源在上海参加高考开了口子。”吴遵民说，对于高考而言同样如此，就是要根据本地报名人数的多少确定异地高考放开口子的大小，比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确难以一下子放开，但由于各方面原因，口子适当逐步放开也是可以预见的未来政策走向。

“虽然我们屡次强调教育公平、有教无类，但从城市教育管理的角度看，还必须同时兼顾制度有序，防止出现混乱的状况，毕竟在资源有限前的提下，一拥而上造成加剧资源紧张的政策主张肯定与我们推进教育公平的初衷相悖。”吴遵民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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