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阿Q的其他性格

精神胜利法是阿Q的主要性格：阿Q除了这个主要性格以外还有其他性格，也都和精神胜利法有联系：

(一)喜听谀词、自高自大、忌讳缺点：

阿Q给地主作短工，一个老头子颂扬他说“阿Q真能做”!阿Q听了很喜欢。“真能做”，是劳动人民的美德，但阿Q听了喜欢，表现他愿意听别人说他好，不愿听别人说他的缺点。他也很自高自大，“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的眼睛里”。这样的人，当然怕别人讲他的缺点，他很忌讳他头上的癞疮疤这个缺点，怕别人提起;以致“他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一犯讳，不问有心与无心，阿Q便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

有“喜听谀词，自高自大”缺点的人，在现实世界里达不到他的自高自大的目的，他只有用精神胜利法来自以为“高大”了。忌讳缺点的人实际上有缺点，他怎么胜过别人呢?也只有用精神胜利法。阿Q这方面的性格和他的精神胜利法是不可分的。

我们现在有些人，也有阿Q这些性格：喜欢听别人说他的优点，不喜欢听别人说他的缺点。有时表面谦虚，内心里却自高自大，把同志们全不放在他的眼里，过低地估计别人，过高地估计自己，象阿Q似的“很自尊”。这样，阿Q的缺点也就改不了，也就不能进步，不能觉悟，不能翻身。鲁迅很痛心阿Q有这个缺点，所以加以揭露和讽刺。阿Q是六七十年以前的人了，他生活在封建社会，受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影响，他有这种思想已经是应该批判了;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有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教育我们，我们应该比阿Q进步些，还能容许保留这些缺点么?

(二)保守思想，封建思想：

阿Q很主观，很保守。“用三尺长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庄叫‘长凳’，他也叫‘长凳’，城里却叫‘条凳’，他想：这是错的，可笑!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他想：这也是错的，可笑!”对于假洋鬼子剪了辫子，他认为是“异端”，“在肚子里暗暗的咒骂”。他还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有严守“男女之大防”的思想。他认为“女人是害人的东西”，“女人真可恶”，“他的学说是：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为惩治他们起见，所以他往往怒目而视，或者大声说几句‘诛心’话，或者在冷僻处，便从后面掷一块小石头。”这类思想不仅辛亥革命时代的阿Q有，统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也相当普遍地有，五四时代到解放以前，有这种思想的人也不少。解放以后还有没有呢?鲁迅概括的普遍性是很大的。虽然程度不同，表现的形式也可能不同，有一些人也还有这些思想;如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看不惯合理的新生事物;认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还是一些人计划生育的阻力;等等。

(三)欺软怕硬，有些狡猾：

“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力气小的他便打。”他以为王胡年老了可欺，对打的结果，他失败了，只得求饶似的说“君子动口不动手。”骂了假洋鬼子，被假洋鬼子打了，不能反抗。又说不是骂假洋鬼子。静修阉的小尼姑，是毫无抵抗力的，他就尽情的调戏和侮辱。他还“曾在戏台下的人丛中拧过一个女人的大腿。”这一切不仅表现阿Q“欺软怕硬”，也象鲁迅在《寄〈戏〉周刊编者信》里所说的：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见《且介亭杂文》)此外，他又欺负了小D和老尼姑，都是他认为比他弱的。这种欺软怕硬的性格，在旧社会里也不仅只阿Q有，普遍性也是很大的。统治阶级打不过外国，就欺负人民;上层压迫下层;丈夫在外面受了气，回家去打骂老婆孩子;都是阿Q。这些思想现在有没有呢?我看有这些思想的人还是有的。

五、阿Q的性格发展

阿Q虽然自始至终都在用精神胜利法，都有封建保守思想，自高自大，欺软怕硬等等思想;但是阿Q性格是有变化有发展的。这个变化发展开始于他发生了“生计问题”，也就是他活不下去了，他不能不改变他的一味顺从屈辱的性格，他不得不违反那个社会秩序，去作小偷了。而他一违反了社会秩序，背叛了那个压迫他的社会，那个社会的代表者们也就多少有些怕他了，他也不再对他们低首下心，他的精神的脊梁“有一些”直起来了。

“他在路上走着要‘求食’，看见熟识的酒店，看见熟识的馒头，但他都走过了，不但没有暂停，而且并不想要。他所求的不是这类东西了;他求的是什么东西，他自己不知道。”他所以“不想要”酒和馒头，是因为得不到，是精神胜利法的自我安慰。他所求的是他的生存的新出路，他再象过去那样逆来顺受是活不下去了。这是他的变化的开始。但是当无产阶级还没有领导农民，农民还没有组织起来，还没有觉悟的时候，地主阶级是不要他了，他除了作小偷以外还有什么出路呢?(想作革命党是以后的事。)

阿Q到城里作了一个时期的小偷，回来了。

“阿Q这回的回来，却与先前大不同，确乎很值得惊异。天色将黑，他睡眼蒙胧的在酒店门前出现了，他走近柜台，从腰间伸出手来，满把是银的和铜的，在柜上一扔说，‘现钱!打酒来’……掌柜既先之以点头，又继之以谈话：

‘嚄，阿Q，你回来了!’

‘回来了。’

‘发财发财，你是——在……’

‘上城去了!’……”

这种神情，和先前只会沉默、挨打、逃跑，不是不一样了么?“阿Q这时在未庄人眼睛里的地位，虽不敢说超过赵太爷，但谓之差不多，大约也就没有什么语病的了。”赵太爷把他找来，叫他以后把偷来的衣服拿来卖，“阿Q虽然答应着，却懒洋洋的出去了，也不知道他是否放在心上。这使赵太爷很失望，气忿而且担心，至于停止了打呵欠。”赵秀才提议要驱逐阿Q出未庄，赵太爷“怕结怨”阿Q，不主张驱逐。赵太爷等都有些怕他了。

但是，阿Q仅仅作小偷，还是“不足畏”的;他必须作革命党，这伙东西才怕他。“阿Q的耳朵里，本来早听到过革命党这一句话，今年又亲眼见过杀革命党。但他有一种不知从那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这当然是由于反对革命党的地主豪绅的思想影响了他。那么，阿Q(也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贫雇农)有没有作革命党的可能和愿望呢?鲁迅在一九二六年写的《阿Q正传的成因》(《华盖集续编》)里就说过：“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因为革命总是对于被压迫者有利，对于统治者不利的(辛亥革命以后失败了，没有完成民主革命的全部任务，但总的说来，还是比清朝君主专制好)。象阿Q这种人，由于受了反革命的宣传，他反对造反;“殊不料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况且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也使阿Q更快意。‘革命也好罢，’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阿Q并不了解什么是革命，什么是革命党，但他看到欺侮他的，使他不能活下去的人们都怕革命、怕革命党，他觉得革命和革命党是好的了，他要投降革命党，做革命党了。“五卅”以后的农民不是有不少因此参加革命和革命党的吗?

“不知怎么一来，忽而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他得意之余，禁不住大声的嚷道：

‘造反了!造反了!’

未庄人都用了惊惧的眼光对他看。这一种可怜的眼光，是阿Q从来没有见过的，一见之下??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他更加高兴的走而且喊道：

“‘好，……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得得，锵锵!’”

阿Q得意洋洋地一路唱过去了。

“‘老Q’，赵太爷怯怯地迎着低声的叫。”

“锵锵，阿Q料不到他的名字会和‘老’字联结起来，以为是一句别的话，与己无干，只是唱：‘得，锵，锵令锵，锵!’

‘老Q’。

‘悔不该……’

‘阿Q!’秀才只得直呼其名了。

阿Q这才站住，歪着头问道，‘什么?’

‘老Q，……现在……’赵太爷却又没有话，‘现在……发财么。’

‘发财?自然，要什么就是什么……’

‘阿……Q哥，象我们这样穷朋友是不要紧的……’赵白眼惴惴的说，似乎想探革命党的口风。

‘穷朋友?你总比我有钱。’阿Q说着自去了。”

阿Q觉得自己作了革命党，便很趾高气扬起来，不把赵太爷他们放在眼里了。他不再怕他们，他们是在怕他了。他的精神的脊梁是直起来了!他的性格变化了，发展了。“难道他们还没有知道我已经投降了革命党么?”可见他主观思想上认为他已经投降了革命党，作了革命党，以后假洋鬼子虽然不准他革命，使他很失望;但他被当作强盗捕去以后，审问他，他爽利的答道：“因为我想造反。”“我本来要……来投……”，“假洋鬼子不准我!”他一直到被杀害时为止，都以为他的被逮捕，被审问，被杀头(其实是枪毙)，都是由于自己造反，投降了革命党。所以鲁迅的描写，不仅描写了阿Q有革命的愿望和革命的可能性，而且描写了阿Q主观思想上以为已经做了革命党，在客观实际上“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并且自以为因做革命党而被杀头。

阿Q的性格发展;就是由屈服于压迫者，不敢反抗，到违反压迫者的社会秩序(他的精神的脊梁开始直起来)，到他向往革命，在客观实际和主观思想上都做了革命党。而农民只有作了革命党，地主豪绅才真正怕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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