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中国历史人物简介：章伯钧_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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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人物简介：章伯钧

章伯钧(1895-1969)，字励夫，安徽桐城人，生于1895年11月17日。父章扬清，薄有田产。章伯钧只有7岁时，父乘船遇难。父殁后，其母变卖田产供其兄弟三人上学。

章伯钧幼年念过几年私塾，继入桐城中学，受到桐城派的影响，喜好“考据”、“词章”之学。辛亥革命后，受孙中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学说的影响。1916年考入武昌国立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系，就学期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并任学生会负责人。1920年毕业，回到安徽任宣城师范学校校长。

当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时期，在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启迪下，章伯钧积极主张革新进步，聘请了恽代英等革命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担任教员，因不为当局所容，一年后被解除校长职务。1921年到北京投考庚款留美，未被录取。时任安徽省教育厅长的许世英对章颇为器重，给以公费派赴德国留学。1922年章伯钧由上海启程，与高语罕、朱德、孙炳文等人同轮前往柏林。

到德国后，章伯钧入柏林大学学习，攻黑格尔哲学。他在柏林大学学习3年，政治上颇为活跃，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和国民党。1925年与到达柏林的邓演达相识。1926年毕业，获博士学位。

同年，章伯钧回国抵达当时处于革命高潮中的广州，其时郭沫若在广东大学(不久改名中山大学)任文学院长，经孙炳文介绍，章被聘为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同年参加北伐。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后，应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之邀，章伯钧从广东到达武汉，任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秘书长。1927年3月，邓演达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章伯钧被任命为农民部设立的兵农联合委员会主席。他积极支持农民运动，反对蒋介石叛变革命，成为邓演达的得力助手。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离开武汉前往苏联，章伯钧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被任命为起义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兼第九军党代表。8月5日，起义军撤离南昌，章伯钧随军南下。部队进入广东后，与国民党军队交战失利，他经潮州乘船到香港，后又转至上海。同年冬脱离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11月1日，邓演达与宋庆龄、陈友仁3人在莫斯科发表宣言，谴责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表示要继续与新旧军阀势力作斗争，实现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并提出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国内的章伯钧予以积极响应。1928年，章在上海与谭平山、郑太朴、朱蕴山等发起组织了中华革命党。他们认为叛变革命后的国民党，已成为“新旧军阀官僚买办豪劣以及投机腐化分子等反革命势力的集合体”，是人民的仇敌，革命的对象，要求推翻南京政府，并恢复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改组建立的中华革命党，继续民族民主革命;同时，又不同意中国共产党在农村聚集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主张。他们与在国外的邓演达取得联系，得到邓的支持。历史上把这个介乎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派别称之为第三党。

1930年5月，邓演达回国。8月，邓在上海主持召开全国干部会议，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通过了由邓起草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性文件《政治主张》，选举了领导机构中央干事会，邓被推为总干事，章伯钧是干事并任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临时行动委员会主张推翻南京政府，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国民党对邓演达等人的反蒋活动深为嫉恨，1931年8月17日将邓逮捕，11月予以杀害。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被迫转入地下，由章伯钧、黄琪翔、彭泽民等列名负责中央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章伯钧主张团结抗日。1932年，第十九路军在上海发动一·二八淞沪抗战，黄琪翔曾参与策划，章伯钧则在北方联络反蒋军事力量从事抗日反蒋军事活动。1933年5月赴张家口与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领袖冯玉祥共商抗日事宜。1933年11月，章伯钧和黄琪翔参与了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等发动的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章伯钧被任命为福建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委员，并兼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

在“闽变”期间，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声明脱离国民党，参加陈铭枢组织的生产人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亦于此时宣布解散，章伯钧和黄琪翔等也参加了该党。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不到两个月即宣告失败。

1934年初，章伯钧在香港与黄琪翔、彭泽民等召开临时代表会议，宣布复党。随后，章伯钧去日本，除与各方面爱国人士联系外，并成立临时行动委员会支部，与留日同志经常开会，交换意见，从事抗日反蒋活动。

1935年11月10日，章伯钧和彭泽民在香港召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鉴于反抗日本的侵略、实现民族解放，已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决定将临时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从此成为与国民党完全割断了联系的独立政治集团。会议响应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通过《临时行动纲领》，并发表对时局宣言。宣言指出：日本侵略华北，目的在灭亡中国，中国人民“唯一的出路，便是立刻发动民族革命的战争，以求完全的解放”。认为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民族革命战争没有广大的农民参加，便无胜利的希望，因此，必须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土地革命与反日战争是不可分离的”。要求一切革命的党派，“在目前民族生死的最后关头中，应该放弃其宗派的偏见，在反帝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两大原则之下，形成巩固的联合战线，组织统一的行动指挥机关”。《纲领》认为：“中国现有苏维埃的政权，和几十万红军的存在，这是一个为世人所惊骇的事实”，要求承认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恢复大革命时期的联俄、联共政策。这次会议新选举了章伯钧、彭泽民、黄琪翔等19人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委员会书记，章伯钧成为实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主要领导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7月10日，章伯钧和彭泽民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共同遵守的纲领，实现民主政治，改善劳动人民生活，释放政治犯，成立人民武装指导机关，组织抗日志愿军等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这时国民党设立国防参议会，邀请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出席会议，报告国际形势和前方战事情况，征询与会者意见，由于歧视和压迫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国防参议会没有邀请章伯钧及其他负责人与会。

1938年3月1日，章伯钧在武汉主持召开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次干部会议，通过《抗日时期的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作政治上的大改革，“整个地扫除官僚主义的毒害，切实实行民主政治”。他还著文说：“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曾经是我们一贯的主张，必须实行民主政治，才能增加抗战力量，保证抗战胜利。”为了实现民主政治，他主张建立民意机关，使人民有参政的机会。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干事会总联络人。3月末，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临时全国代表会议，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6月，章伯钧被聘为国民参政员，代表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参加了在汉口举行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不久和其他国民参政员一同去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