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个人要进监狱去了，把一个队伍都带进去了，你一个人把一个法院给毁了……”

8月5日，在河南省高院召开的全省法院打击涉煤犯罪暨第九次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谈起发生在洛阳伊川法院的窝案，感到极为痛心。

造成44人遇难、4人失踪、4人受伤的伊川“331”矿难，不仅牵出了黑心煤老板，也让洛阳伊川法院集体陷落。该院院长、副院长、民庭庭长、刑庭庭长、服务中心主任等多名法院干警先后涉嫌犯罪被批捕。

2008年9月，重庆开庭审理了原重庆市九龙坡区区长黄云收受贿赂，调整规划，致使开发商获利超过两亿元一案。此案的明显特征同样是是数名官员同一时期、甚至在同一项目、同一地产商处收受贿款，共同犯案。

近年来，集体****一类的“群蛀”现象屡见报端，****集体化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的一个不良发展趋势，也是许多****现象的一个重要共同特征，具有组织性、预谋性、复杂性的特点。

“集体****”影响恶劣

1993年福建闽江工程局特大贿赂窝案：涉及局党委书记、局长，4名副局长等7名厅级干部和 19名处级干部等闽江工程局46名干部(其中党员29人)，省及一些地市的银行、城建等经济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和一批包工头。全案查出的违法违纪金额达 336万元，其中1万元至10万元的16人，10万元至100万元的6人，100万元以上的1人。

1995年陈希同、王宝森贪污、玩忽职守案：涉及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副市长、市房改办主任、市政府秘书长、市人大副主任、市政协副主席、县委书记及一些秘书和高干子弟等。该年北京市纪委直接立案31件，涉及正局级干部6人、副局级干部10人。

2000年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经群众举报后查处发现，远华集团走私货物价值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款人民币300亿元。首批25起案件一审公开审判，14人被判处死刑，其中有4名是厅级干部;有12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中有2人是厅级干部;其余58人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25名党员受到党纪政纪处理。

2003年黑龙江省绥化市马德卖官案：涉案官员除国土资源部部长、省政协主席、省环保局局长等外，涉及绥化市下辖10个县市的众多处级以上干部，多达265名，仅绥化市各部门一把手就有50多人。

2006年上海社保案：涉及市委书记陈良宇、社保局局长、宝山区区长、国企董事长等政界、商界几十人，涉案金额高达30多亿元。

2006年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振汉受贿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员在拍卖商业城整楼中争利受贿，案件涉及省高院院长、政治部副主任、副庭长、副局长及长沙中院副院长等十多人。

就在最近，湖南耒阳再次爆出一起震惊全国的集体****“窝案”。

湖南省耒阳市矿产品税费征收管理办公室，一个小小的科级事业单位，770多名干部职工中竟有超过百人涉嫌贪污受贿，55人被立案调查。从主任罗煦龙到8名副主任、党组成员，以及下属各站点站长、班长，几乎所有高、中层干部“全军覆没”，被网友称为“史上最肥科级单位”。

上下勾结、利益均沾，是这起集体****案的典型特征。

“在矿征办上一天班，要是没弄千儿八百块钱进腰包就白干了”

成立于2004年耒阳市矿征办前身为“耒阳市煤炭相关税费征收管理办公室”。近年来，每年由矿征办征收的税费达4亿元以上，占耒阳全市财政总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是耒阳名符其实的“第二财政局”。

由于掌握着煤炭资源税费征管大权，“矿征办”在耒阳是个人人“眼红”，肥得流油的单位。尽管从工资表上看，这里大部分员工月工资不过一千多元，但只要挤进了矿征办的大门，就等于找到了一条快速“致富”的路径。

“在矿征办上一天班，要是没弄千儿八百块钱进腰包就白干了。”耒阳市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公务员对记者说，这在耒阳已是公开的“秘密”。

耒阳市矿征办共下设12个收费站，50多个收费站点遍布耒阳全境。按照规定，耒阳境内所有运煤的车辆都必须按其载货量向矿征办缴纳相关税费，大约为每吨煤70至80元。按此计算，一台运煤车辆需缴纳的税费动辄以千元计。

据参与这窝案侦办的衡阳市石鼓区反贪局副局长赵奇介绍，耒阳市矿征办员工们“搞钱”的主要方法是私放煤车及收款不入账。据了解，每天经过矿征办下属收费站点的运煤车辆络绎不绝，当班员工只要稍微松一下手，每天只需放行几台煤车、或者少收些税费，车主们就会乖乖地送上大笔“好处费”。

由于在矿征办搞钱实在是太容易了，在耒阳市流传着“只要进了矿征办，想不发财都很难”的说法。记者从办案人员处了解到的一个细节也证实了这一点。

耒阳市矿征办下属有一个收费站，在2008年端午节前的短短20多天内，通过私放煤车，大量向运煤车辆收取“红包”。据涉案收费站站长交待，每次当班人员收到“红包”后，就会扔到站长办公室内的一个大纸箱里。到了端午节的前3天，站里几个领导带着烟箱到耒阳市宾馆里开了间房，商量如何分钱，仔细一数之下，才发现纸箱里的赃款竟然达118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