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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试卷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15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10分钟。满分100分。 2.请在答题卡上指定的位置填写自己的姓名、报考部门，填涂准考证号。 考生应在答题卡指定的位置作答，未在指定位置作答的，不得分。 3.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该立即停止作答，将试卷、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1、资料1

自2008年汶川地震以来，红十字会就不断遭遇负面事件影响。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有中国红十字会职员对中央电视台表示需款一千多万元买一千顶帐篷，民众质疑为何帐篷要贵到一万元一顶，激起广泛回响，红会最后澄清帐篷平均价只是一千二百元一顶，但即使如此仍然比市价昂贵;2011年4月15日，新浪微博流传出一张付款单位为“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的餐饮发票照片，金额高达9 859元;2011年6月28日有媒体报道，审计发现中国红十字会多笔资金存在问题，包括虚假列支抽检费、新闻稿发布服务费等，超标采购420万元。

而芦山地震之后，红十字会也麻烦不断。“收取台湾红会500万元‘买路钱，，，，“救灾物资超过20小时没下发”，“购救灾药品多要发票”……虽然多数被证实是谣言，这也从侧面证明，民众对红会的不信任。在这种动辄得咎的语境之下，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或许是一个契机，但查什么、怎么才能“达成共识”，仍需消除疑虑。

决定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的，是红会的社会监督委员会。这个机构就是“郭美美事件”之后，红会为了加强“他律”而成立的，起监督红会的作用。近日红会遭遇的一些质疑，红会监督委员会也及时进行了针对性调查，起到一定释疑作用。

芦山地震后的一系列事件反映了红十字会信誉破产的后果。如果红会真想重新取信于民，仅靠彻查一个郭美美明显是不够的。相比之下，红会更应该克服改革阻力，努力消除官办背景，逐步向民办慈善靠拢。，官办慈善转型民办，在国内已有成功先例。

其实，“郭美美事件”之所以让公众念念不忘，根源还在于，这一事件暴露了红会的深层次问题——封闭运行、信息公开严重滞后，加之体制、机制不顺等，众多红会“内部人”、地方分支机构肆意透支公益事业声誉。几乎每一次“质疑”、“辟谣’’的过程，都会导致一次信任危机。“郭美美事件”不过是这一连串危机中的标志性事件而已。

在很多学者和政策界人士看来，“郭美美事件”揭开了中国慈善公益体制中“行政化，，和“政府主导”的积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拥有副部级行政级别，列为中央财政一级预算单位。与之相应，遍布全国省、市、县的各级红十字会，均被纳入行政或事业编制，接受全额财政拨款，负责人多由同级政府任命，在编工作人员享受公务员待遇，参照公务员管理。红会内部人士称，多年来，“参照公务员管理”确实造成红会系统的“官僚化，，倾向，组织缺乏活力，应急救护、人道救助等核心业务，存在压力和动力不足问题。“郭美美事件”的真相或许并不复杂，但教训足够深刻。要想重塑公信，根本之道不是想办法和郭美美“切割”，而是对目前红会的体制、机制进行改革。红会常务副会长曾表示，“相对于国外同类组织，中国红会的身份比较尴尬”，也表态红会将在体制上完善内部治理，在机制上堵塞漏洞。

资料2

据民政部2011年7月8日发布的《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一2015年)》(征求意见稿)透露，“十二五”期间，我国将以解决公益慈善组织登记注册难等问题为重点，出台一批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为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近年来，公益慈善组织登记注册难、募捐资格不明确、募捐行为不规范、信息披露与公开透明机制不健全、税收优惠政策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引发了社会高度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根据意见稿，未来5年，我国将建立完善的慈善事业法规政策体系;完善和落实社会募捐和捐赠税收优惠等方面的政策，保护公民、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慈善事业的积极性。对于境外向慈善组织捐赠的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要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减征或者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同时，完善公益慈善组织在民政部门登记的政策措施，加强公益慈善组织孵化基地建设，培育和扶持公益慈善机构的发展，促进优秀公益慈善项目的规范发展。改变过多依赖政府动员慈善资源的做法，发挥公益慈善组织运作的主体作用，引导公益慈善组织公平、有序竞争。依靠科学的慈善规划与专业设计，提出符合社会需求的项目，更好地发挥公益慈善组织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保障和改善民生，支持发展慈善事业。

资料3

芦山地震，15天时间，壹基金筹款超过2.4亿。

与汶川地震不同，如果说汶川地震，壹基金能够募集到数额大的资金，少不了李连杰的影响和红十字会作为政府接受捐赠的出口之外，这次则是靠这个机构自身的能力了。

当然，引起学者注意的是，两次地震壹基金均募集了数额巨大的资金，但是对于资金的使用，留给公众的依然有思考的空间，这些资金都用在了什么地方?这支明星基金真实的筹资之路与项目设计如何?而这些问题，则是不可回避地能够让公益组织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

明星基金筹集到资金，不是难题。是什么让壹基金第二次在地震募捐中依然获得巨额善款，值得关注。

外因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本。

相关人士就认为壹基金之所以得到资金，最主要因为其相比之下较为畅通的捐赠渠道。“个人捐款，还是比较看重操作便捷，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壹基金是第一家与腾讯合作建立“救在壹线，刻不容缓”微公益募捐平台的公益机构。在其官网的捐赠人服务指南上可以发现，壹基金为公众提供了支付宝、天猫公益店、腾讯乐捐、易宝、银行、电话语音捐款、银联易办事手机捐款等多种捐赠方式。

其中，网络无疑成为公众的首选。据了解，截至2013年5月1日：壹基金通过微公益收入捐款2 800万元(含企业)，捐赠人次7.3万元;通过腾讯乐捐筹款金额1 531万元，捐赠人次34.8万;通过支付宝和天猫筹款金额4 050万元，捐赠人次115万。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褚蓥则表示，壹基金此次取胜得益于“坚持不懈的品牌推广及恰当的宣传”。“壹基金一直以来的品牌战略就是走民间路线，以纯民间的、公益的形象示人，在有官方背景的机构饱受诟病的环境下，更容易获得信任，跳出来;另外壹基金一直传达亲民的品牌文化，一家人的称呼容易让捐赠者产生认可和亲切感，尤其在灾难之际。”

同时，李连杰本身的影响力再次发挥作用，除了不断通过微博更新机构行动信息外，还联系赵薇、蔡卓妍、陈坤、黄晓明、文章、马伊俐、孙俪等众多明星参与支持壹基金的救灾行动。所带动的粉丝力量不容小觑。

除此之外，壹基金救援联盟的迅速反应也为壹基金提升了认同。震后30分钟，壹基金救援行动就已经启动。壹基金救援联盟组织据称分布在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由近300支志愿救援队伍构成。该团队上一次被大规模曝光是在2012年7的北京暴雨救灾过程中。

资料4

王蓉是上海一家网络公司的设计师，她自发成立了“智人慧心”助学公益网站，在网站上公布贫困山区孩子的资料，让有捐助贫困地区孩子上学想法的人“认领”，然而近段时间，她感到正在遭遇“信任危机”。孩子的资料挂出后，“认领”者不如以前多，最长的超过两个月无人“认领”。“即使把所有的收入与支出都在网站上公示，还是免不了有人质疑。半途中断捐助的例子也不在少数。”王蓉说。

不少理智的白领们对一些中介慈善机构的质疑越来越多，更多人宁可将捐款转为捐物，或者自行寻找需要捐助的对象。辛小姐曾经是某助学机构的初期会员，5年前她领养了江西某地区的一名初中生。“这个助学机构是一群年轻人自发组织的团体，我很感动于他们的热情，所以很早就参与了。”但随着会员越来越多，她发觉这个机构的运作过程并不完善，也不透明。

曾捐助陕西略阳县一名中学生的乔女士两年前参与了一家慈善机构的助学活动，当时慈善机构的确在筛选助学对象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不仅到当地实地筛选，从40多个孩子中选出最需要捐助的对象，他们要求乔女士不要把钱汇给孩子家长，而是寄给校长。不久后，慈善机构告诉乔女士，说孩子已经升高中。“这个孩子成绩并不好，怎么可能升上高中呢?”乔女士要求工作人员再确认。几天后，工作人员告诉她，孩子没有考上高中，已出门打工了。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许多白领喜欢参加“多背一公斤”这样的捐助活动，他们说，“以点对点式的直接捐款资助形式表达爱心既开心也放心”。

在上海“真爱·梦想”基金会牵头人潘江雪看来，一些官方慈善机构的财务报表在我们眼中都是难以接受的。不透明和效率低下，影响了捐赠人对慈善机构的信任。

潘江雪表示，她和丈夫一起选择专职从事慈善事业，是希望将商业效率引入这个领域。中国的慈善事业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按商业机构的方式去管理，提高效率，保护信用。就像上市公司必须进行信息披露一样，“真爱·梦想”向捐赠人公开募款、用款的情况，提供一个透明的资产负债表，并且有专业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支持。政府直接参与慈善事业，那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政府不可能全能，而由政府募资之后购买民间慈善机构的执行服务，在国外十分常见。

资料5

根据瑞士银行和英士国际商学院合作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新加坡的慈善捐款近年来有了大幅度增长，2001年只有3.o8亿美元，而到了2009年这个数字增长为5.56亿美元，增幅高达80%。其中，33%的款项捐给了海外社区，这个比例位居亚洲之首。

此项调查涉及亚洲十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名超高资产净值人士和家庭，除了新加坡以外，还包括了中国、中国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中国台湾和泰国等。调查显示，尽管新加坡的海外捐款比例位于亚洲各国之首，但其慈善捐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只有0.3%，远低于美国的2.2%。

调查发现，社群归属感，特别是同一个方言社区成员之间的归属感，是亚洲慈善事业的强劲推动力。例如，新加坡华人家族企业在从事慈善事业时，往往会把善款捐给自己在中国的老家;同样，印度的家族企业也会到印度老家做慈善。调查报告认为，慈善业者应该在社群归属感和社会影响力之间作出平衡，不仅要捐赠给自己想捐赠的地区，而且也应该捐赠给更需要帮助且款项能够发挥最大作用的地区和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