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包申遗”与“拆真造假”的逻辑异同

十大名楼“抱团打包、集体申遗”的行为，这在今天的大多数人看来，无疑就是一种“浑水摸鱼、借鸡生蛋”的典型手段。不过，倘若我们能对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急切需求有所了解，也就大可不必对于一些地方“假古董申遗”抑或是“拆真造假”的行径感到奇怪了。

然而，就算是“ 联合申遗”再怎么重要，都也不及对现有的文化遗产做出必要的保护措施更为急切。事实上，文化遗产从来都不是仅仅依靠后来的复原修建所能够得以体现的，但是有些所谓的景区明明知道自己不具备申遗的条件，却还是试图通过捆绑的方式来达到目的的做法，不仅浪费了公共资源，而且也对今后“申遗费用”的成本转嫁下了伏笔。

尽管按照中国文物学会历史文化名楼保护专业委员会会长邹律资的说法，“每一座能够保留下来的楼阁都有着厚重的文化支撑和延续”，可这些所谓的名楼，大都是近一二十年的钢筋混泥土结构，即便是修复，也尚未沿袭中国传统建筑中砖木结构，不仅难以体现其文化历史价值，更也和申遗所强调的“原真性”大相径庭。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在当前经济转型的背景之下，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谋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势必会患上所谓的“申遗”综合征。正因如此，无论是一些城市的搞所谓的“复兴古城、集体申遗”的政绩运动，还是与其相悖的“拆真造假、施行开发”的产业模式，这样的做法尽管“殊途”，但却在利益追求的一面达到了“同归”。

那么应当如何切割“申遗”背后的利益纠葛?著名作家冯骥才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把‘申遗’改为‘审遗’，对已确定的非遗进行审查，以此提醒地方政府对文化遗产要认真负责。”这样的方式或许能够产生一定的效应，但我们也应当看到，申遗不仅是和地方利益的驱动有关，更与国家的荣誉相连。正因如此，面对当前一些地方过于泛滥的“申遗”现象，除了要考虑部分国家利益之外，也需要一个对于地方官员政绩观念的制度约束，特别是一些不符合申遗的项目，则更需要进行审查。

不可否认，不管是制度保障多么完善，或许也不能完全阻隔那些一些地方“借申遗之名而行涨价之实”的事例发生，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也能保障那些明显的“假古董”不再抢占社会资源，浪费申遗成本。所幸的是，此番十大名楼“联合申遗”，毕竟还只是一些地方的一厢情愿。对于这样一个连部分专家学者都嗤之以鼻的 “假古董”，我们也难以想象，这样的“联合申遗”最终会得以成功。

“打包申遗”的钱不如用于文物保护

既然“打包申遗”难成功，不如把申遗所需的费用真正用在自然景观和文物保护身上。

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应是一项严肃的事情，而用最基本的常识来判断，“打包申遗”都是一个有欠妥当的提法，且十大名楼中，许多都是近些年新建的“假古董”，并无文保价值，这样的“申遗”其实有些自欺欺人。申遗有着非常繁复的过程，包括候选地提名、现场调查、判断登记、最后审议、正式登记等，如果现代新修的建筑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那未免也太神奇了些。

此外，按照相关的申遗规定，一旦被《世界遗产名录》拒绝列入一次，那么提名中的遗产地将不得再次提出申请。这样看的话，“打包申遗”更不具可行性，一旦“十大名楼”有一处或多处被拒，那岂不连累了真正有资本申遗的岳阳楼、天一阁等少数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既然“打包申遗”难成功，不如把申遗所需的费用真正用在自然景观和文物保护身上，据媒体报道，河南安阳殷墟申遗花了2.3亿，湖南新宁豪掷4.5亿申遗，河南登封“天地之中”耗资达7.9亿，中国丹霞地貌申遗更是用了令人咋舌的10亿巨资……申遗热要么被痛批为“政绩冲动”，要么被怀疑成为门票涨价找借口，甚至有多处申遗地爆出了有钱申遗、无钱保护的消息。

眼下，在对申遗热的批评尚未退潮的时候，对于新的申遗行为要谨慎提出，未经论证甚至“假古董”的申遗，只会徒增申遗浮躁。眼下比申遗更为重要的是，对受到城市扩张威胁的文物进行有针对性的保护，把本就不多的文物保护资金用在正道上，申遗的事情不用着急，只要文物在那儿，就能达到世界文化遗产。

即便要保护，也要对文物进行必要的辨识鉴定，分开进行保护，对于那些现代新修的“假古董”，就无所谓保护不保护了，能维持其基本的旅游观赏功能即可，没必要把钱浪费在钢筋水泥建筑上。急需用钱的是那些国家级、省级濒危文物建筑，对这些建筑用“抢救”比“保护”来形容更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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