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法律也规定了检举、控告的权利，劳动者可以拒绝危险作业，甚至解除劳动合同，但这些都不是积极的劳动权利，劳动者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站出来同违反职业病法律的行为作斗争。具体而言，一方面，劳动者在职业病防治法中的权利无法对用人单位形成有效威慑;另一方面，劳动者在职业卫生方面缺乏集体协商的机制，无法和用人单位进行真正平等的对话。

监管主体的不明确则给职业卫生监管带来极大困难，也导致实践中有关部门相互推诿监管责任。职业病防治法规定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职业病防治的监管工作，但中央编办有关文件又将职业卫生监管职责划归安监部门。监管主体的不明确使得职业病劳动者无所适从。根据义联职业病调研结果，有约1/4的职业病患者向卫生行政部门求助，而向安监部门求助者不足1/8。获得卫生部门救助者仅为7.6%，获得安监部门救助的比例更低至2.3%。

职业病预防体系建设严重不足，职业卫生标准亟待完善

除了劳动者权利弱势、监管缺位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成因是目前我国对职业病预防体系投入过少。由于投入问题，我国职业病防治队伍建设存在严重不足，卫生部门下设的职业卫生防治机构呈现不断萎缩的趋势。

目前，全国独立存在的省级职业病防治院(所)只有12家，地市级职业病防治机构大多已经合并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县级的职业病防治人员更少。以职业卫生基础相对较好的广东省为例，平均每万名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人员只拥有职业卫生监督人员0.68人和职业卫生技术服务人员2.18人。据卫生部统计，2009年各级职业卫生防治机构列入监控12192032人，以2亿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数计算，只有6.1%纳入监控。

自《职业病防治法》实施以来，我国职业卫生标准体系建设已有了很大进步，但仍不能满足现实需求。当前，职业病认定标准趋于僵化，职业病目录的确定落后于职业病防治的工作需要。随着新科技和新工艺的不断引入，新的职业危害因素不断出现，职业病种类也不断增加，但职业病目录却没有根据现实情况得到及时调整、补充和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