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要求高速时代尤须系好“安全带”。动车追尾，是这个“多事之夏”惨痛的又一笔;一向被认为较为安全的铁路出事，造成更大的社会影响。从客车起火到煤矿透水，从电梯逆行到桥梁垮塌，安全事故高频率、大范围发生，拉响了“风险社会”的警报。

墨西哥湾原油污染，日本地震导致核泄漏……现代社会，科技越发展，内部组成的密集度和复杂性就越高;技术越先进，相互的依赖和影响程度就越高。微小的失误、细节的疏忽，都可能引发风险。

今天的中国，更置身于一个“风险胶囊”之中：浓缩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历程，也浓缩着这一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现代化在带给人们更多“文明的成果”时，也难以避免地让“文明的风险”相伴而生。这需要我们有足够的风险意识、足够的应对之策，为高速发展时代系上一根牢固的“安全带”。

以铁路为例。经过长期努力，中国铁路可说进入了“高速时代”。高铁的里程、时速等达到了世界第一。我们需要这样的速度，但也需看到，更快的车速、更密的车次、更多的路线，需要更精确的管理技巧和更严格的安全意识，这是铁路的“高压线”，也是发展的“生命线”。列车“贴地飞行”，只有系上管理、制度和责任的“安全带”，才能无愧“第一”。

按“海恩法则”，一次严重事故的背后，有着几十起甚至上百起轻微事故或未遂事故。虽然运行系统有别，但高铁出现的许多“小状况”，已暴露铁路存在的种种问题。如果足够重视，或能避免事故发生。事发之后，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强调“一定要把事故查清，给社会一个交待”，表明了中央的坚决态度：只有从事故中汲取教训，查明原因，严厉问责，堵住漏洞，做好补偿，才是对事故伤亡者负责，对公共安全负责。

针对近期出现的多起重大安全事故，国务院安委会发出通知，要求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这提醒各级管理者，在“风险社会”到来之际，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要求我们具备前所未有的风险意识。

当列车在铁轨上飞驰，管理系统是否能跟上节拍?当高楼不断刷新天际线，消防与救生措施是否一起生长?当桥梁道路建设一往无前，施工质量与工程监管水平能否同样提升?当我们为“嫦娥”遨游太空而自豪，为“蛟龙”潜入深海而骄傲，我们能否在保证公共安全方面，也走得更快?

事故之后，更多的列车将驶过更长的铁轨，发展高铁的方向不会因此改变，但强烈的安全意识必须在对事故的处置总结后更严密地提上日程。惟愿管理部门以痛定思痛的责任感和如履薄冰的使命感加大安全措施，让所有乘客都能如愿抵达目的地;也惟愿中国这列高速行进在复杂环境中的动车，更稳健、更安全地把人们带向未来。

《环球时报》社评分析认为，中国社会需要度过温州事故的危机，它的结局应当是我们拥有更安全的高速铁路，而不是把铁路的速度降下来，回到绿皮车时代。

温州动车事故的严重程度在世界铁路史上属于高级别的，尽管不能说它是最严重的。它给中国高速铁路筑路大潮带来的心理冲击同样是高级别的。中国交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高铁及动车使中国交通首次冲到世界领先位置，中国缺少这种领先的经验，社会疑虑重重。

这次追尾事故的原因尚无准确说法，但公众对“技术不成熟”、“管理混乱”的怀疑都有一定逻辑性。铁道部门面临严厉的质询和拷问，它必须勇敢、坦率地面对。这是对公众，也是对铁路部门自己负责任的态度。铁道部迅速解除上海铁路局局长、党委书记等人的职务，这可以看成铁道部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客观而言，中国社会的整体管理水平不如美欧及日本，中国各种交通工具的平均出事率都高于发达国家。这拉高了中国在全世界率先发展高速铁路的管理风险。铁路部门对此应警钟长鸣，不仅我们的技术要绝对可靠，规章制度要做到全面细致，运用和执行这些技术、规章的一丝不苟程度，也必须是世界一流的。而这一点恰是中国社会不放心，也很可能是中国铁道部门做起来会有些吃力的地方。

应严厉查处这次温州事故的所有责任人，但这次事故不应成为否定中国铁路提速运动的理由。从动车到高铁，铁路的快速进步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立下汗马之功，在今天中国铁路十分困难的时刻，中国公众应当能够做出严厉问责和鼓励前进之间的理性区分，中国人不应向在世界上第一次全面领先的中国人的团队，抡起将之“一棍子打死”的大棒。

中国已经到了在个别领域向世界最先进水平挑战的时候。而任何顶尖的位置都是有风险的，看看早年的轮船、火车、飞机、航天飞机所经历的一切，我们就清楚了。但中国的高铁决不能和旧时交通工具的发明做自我对比，今天的中国社会也不会允许这样的安全不确定性。中国高铁不应仅是速度上的奇迹，它还必须是技术安全以及管理安全上的全面奇迹。

铁路部门要真诚对待公众的批评，做大事就得有大的担当。这次温州追尾事故应成为铁路全行业的血训，它应成为快速铁路更高安全性的起点。我们也想对公众说，对铁路的批判是重要并有益的，但舆论也要避免形成对铁路全行业职工过大的心理压力，因为过度的压力有可能干扰理智，它与加强铁路安全并非永远是正相关的。

《京华时报》评论指出，这些年，我国铁路发展很快，为人们的出行提供了便利条件。铁路在全国范围内的空间布局基本完成后，又开始追求全国范围内的时间布局，动车组、高铁这种“时间压缩机”即在节约出行时间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然而，这一切都不能成为事故发生概率可以攀高的理由，都不能成为对各种因素考量不仔细、不严密、不成熟的理由。

科学发展的理念早就告诉我们，发展第一位的是“好”，第二位才是“快”。不能让快跑到好前面。不能嘴上把好放在第一位，心里把快放在第一位。不能不顾实际条件不顾客观制约都搞跨越式发展，不能动不动“创造条件也要上”、搞萝卜快了不洗泥似的粗放式发展。

一些地方、行业、领域频发的安全事故告诉我们，不遵从科学发展理念，不讲求发展质量，迟早出问题。我们不能总是让带血的GDP、频发的安全事故中众多无辜生命的殒灭来反证科学发展的正确性、深刻性，还是要老老实实地相信科学发展的道理，老老实实地走科学发展的路子。

人总有躲避风险的本能与潜意识，一些官员所以要突破人的这种自我保护系统，往往在于冀望通过短期内的发展速度求得政绩，以积累政治资本、实现个人升迁。在这个意义上，只有严加问责，才能迫使一些官员回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把公共安全、百姓生命视作不可逾越的红线。

铁路发展的快已经有目共睹，一些险象与事故已经发出警示，不能再这么快下去了。这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对生命高于一切的忠实恪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