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始至终，“异地高考”所修补的这一城市准入机制的最大受惠者，都是以消费乡村或边缘地区劳动力的面目而出现的城市。由此反观“异地高考”的入选标准，也就很可以理解了。比如，有人认为，“异地高考”的应考标准，要求家长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稳定的住所且被城市所需要，这是“拼爹”逻辑的延续。这样的批评虽不无道理，却很难击中要害。因为只有在社会公正的逻辑里，一劳永逸的“拼爹”才是一个矛盾。而一旦“异地高考”的目标被设定为供养城市、筛选劳力，“社会公正”就只是一块遮羞布，无论是继续“拼爹”还是努力让自身成为城市所需要的人，都将顺理成章。

到了这一步，也就可以明白，开放“异地高考”的意义远没有时下媒体和专家们说得那么重大，它不过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枚小棋子。如何下这枚子，也就是大家关心的政策实施的时间、标准、大城市的方案等等，不过取决于城市对自身利益的判断，取决于它是只盯着眼前利益还是有更为长远的眼光。而这也就意味着，这一类改革，从来都是从城市自身发展的利益出发，而不可能真正以社会公正为目标，构想基本政策和实施方案。

这当然不是说，外来务工者及其子女不能从中受益。显然，在城市化进程中，将不断有人通过各种方式脱离农村，进入城市，过上城市生活。“异地高考”不过是将这条充满艰难的路，修得稍微平坦一些。但以此作为证据，以为外来务工者及其子女从中获得了莫大的好处，教育公平和社会公正获得了重大的胜利，那么，这类欢呼如果不是太过天真，就是已然默许了今天城市利益对整个中国社会的绑架。而从那些打着“社会公正”旗号主张“异地高考”的专家们，进一步要求全国统一命题或高校联考自主招生之类的“松绑”建议来看，后者的可能性显然更大。

与这些欢呼者不同，在我看来，“异地高考”政策虽值得肯定，却并非外来务工者的胜利。他们不过是老实而充满感激地接下了城市给出的这个权宜之计。然而，考试从来不可能自动提供社会平等，在没有其他社会制度的配合和保障的情况下，它往往是导向其他类型的社会不平等的通道。在这一意义上说，今天的城市正在以及即将为外来务工者子弟提供什么样的中学教育、职业教育以及大学教育?在接受这些教育之后，他们如何进入社会?这些问题更值得被深入讨论。

在这里，媒体的责任，不是围着“异地高考”这一似是而非的题目(因为更准确的说法恰恰是“就地”，而不是“异地”)大呼小叫，而是提醒城市，在极力拉动教育经济的背后，依旧是既有的学校教育和经济结构转型之间的难题。毕竟，一时一地的好处易得，长远的算盘难打。新来的青年人如何不再遁入“蚁族”和“房奴”的恶性循环，要比“异地高考”何时开始要紧得多。

对国家来说，一个现实的状况是，永远不可能指望城市自动自觉地放弃自身利益，为社会公正做出贡献。如何节制不断膨胀的城市利益，避免在政策制定和社会舆论上为其所绑架，如何通过调动教育和其他社会资源，协调城市和乡村的关系，避免随着短视的城市一起权宜起来，才是真正下好“异地高考”这枚棋子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