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农民工朋友主要从事建筑工程行业，该行业的违法分包现象普通，建设工程在招标时是由有相关资质的建筑企业承建，但是实际的利益和义务却是其他人承担，工程层层转包、违法分包现象较严重，这使得侵权的主体难以确认，很多案例无法有效维权。侵权补偿工作难以有效实施，部分用工单位缺乏有效的资本监管和工作预警制度，并且开发资金不足，在进行工程的承包后，进行“空手套白狼”，在工程结算时拖延不放，长期无法支付工程款。这使得农民工朋友即使有法院的判决书，也因为用工单位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而无法获得被拖欠的工资和相关的赔偿。

　　（二）政府部门的保护和干预的不力各级地方政府为了扩大招商引资规模，给相关企业提供了大量的优惠条件，并且对相关企业的一些违规现象视而不见，采取较为宽松的方式处理，未进行有力的行政处罚。这种纵容往往使得用工企业的拖欠行为更为严重，最后导致农民工朋友的劳资问题集中爆发，使得问题更为复杂。相关的劳动监察机构往往受制于其他政府部门，在进行监察的力度和执行的工程中无法独立的实行，这使得监察机构形同虚设。

　　（三）农民工朋友的相关法律知识淡薄农民工朋友相对的文化素质偏低，对法律了解不多，法律意识也相对淡薄。当遇到这些拖欠现象时，不懂得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权益，没有借助法律来追讨工资的意识。我国的劳动法规定，在建立劳动关系时必须订立劳动合同。目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依旧属于供大于求的状况，用工单位处于优势地位，为了达到自由使用劳动者和逃避相关责任等目的，用工单位总是不愿意进行劳动合同的订立。另一方面，处于劣势农民工朋友在面对岗位竞争的压力下，即使有签订合同的要求也不敢提出，只能委曲求全，答应用人单位的一系列不合理条件。这些因素导致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合同订立率偏低。农民工务工的流动性较大，部分农民工为了寻求更高的工资，自身不愿意与用工单位签订合同，以免被束缚，这也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四）追讨薪水的法律程序冗长出现欠薪的状况后解决方法有以下几种：一是双方进行自我的协商，但是这种情况极少，就算出现了，也是农民工朋友做出极大牺牲才换到的；二是民间的调解组织介入，对双方进行调解，在达成调解协议后，如用工方不执行，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三是通过劳动仲裁机构，仲裁结果可由法院执行；四是申请法院判决。可以看出四种方法除了第一种外，其余都需法院来最终判决，在进行法院判决之前的工作都是需要时间和金钱的，而农民工朋友务工的原因就是补贴家用，这些时间和成本对农民工而言是不小的负担。很多的用工企业就是利用这点进行拖延，而农民工朋友在无奈的情况下只能以群体上访和其他激烈手段来实行，这进而演变成暴力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