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消费在 1899 年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发表后进入学界视野。对消费的研究自 20 世纪 80年代以来，逐渐进入社会学研究领域，并且主要有消费行为和消费文化两个主要研究范式。汪和建和朱国宏认为，“消费行为社会学”应侧重可操作化的消费者购买行为及影响这种行为的家庭、社会阶层、社会群体、文化等社会学因素。鲍德里亚、布迪厄和鲍曼等学者则尝试以“消费文化”为研究范式，侧重消费的符号意义、文化建构和感受过程，探讨当代消费社会的性质。[10 -11]王宁将“认同”视作这两种范式的整合中介和“元话语”。[12]由于人们可以以社会文化因素为背景，通过消费行为获得身份认同，同时身份认同又会反作用于消费行为，所以研究开始转向消费心理，比如“认同”。学者将认同分为了个体认同和社会认同。前者比如安东尼·吉登斯，在他看来，认同是个体的社会定位过程。他说： “一种社会定位需要在某个社会关系网中指定一个人的确切‘身份’。‘定位过程’是某种社会身份，它同时蕴含一系列的特权和责任，被赋予该身份的行动者会充分利用或执行这些东西; 他们构成了与此位置相连的角色规定”[13]。后者比如韦克斯，他认为： “认同是关于归属的，即关于你和一些人的同一性，以及你和他者的差异性。认同也是关于你的社会关系，给你的个体性以稳固的所在感”[14]。也有学者对消费认同的影响因素做了深入研究，比如将消费认同与经济资本、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等身份认同的指标进行相关分析[15]。

综上可见，进入工业社会以来，消费品的社会意义就不再局限于其使用价值了，无论是马克思认为的“交换价值”，还是鲍德里亚认为的“符号价值”。总之，消费品开始蕴含广泛的社会学意蕴了[7]20。

三、成都市茶馆休闲业的消费认同分析。

自古享有“扬( 州) 一、益( 成都) 二”美称之一的成都向来被称为“休闲之都”，这是因其具有区位优势、良好的休闲产业基础和文化基础。茶馆休闲业是以家庭或社区为参与主体，以都市公共空间为消费物质基础，融合当代休闲文化，开展棋牌、歌舞等休闲娱乐活动。无论是在城区大街小巷，还是在城郊景区或场镇，茶馆( 统称) 已遍地开花。本文除了根据非结构性访谈记录和参与观察之外，还采用姚建平对我国中部省份 C 镇的消费认同[7]和车韵飞于2003 年对成都茶馆的实证调查数据[16]219 -240进行分析。

1. 茶馆消费体现着社会身份，反映着社会阶层分化。20 世纪初的成都市茶馆曾被视作一种公共活动空间，为各种公共生活提供了一个不分民族、不分族群、不分阶层、不分区域的场所[17]。成都市的茶馆现在可以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是传统型的开放式、低消费的茶馆，保留有较多的川西老茶馆的特色，既有休闲功能又有社群聚会的信息传播功能、文化功能; 一类是较为封闭的、陈设高雅、高消费的茶楼( 茶坊) ，多数提供以茶水、麻将为主的娱乐功能以及商贾活动的经济功能。茶馆的档次已经开始成为不同茶客群体的划分标准了。

现在，高档茶楼成了商人、政府官员和其他收入较高的人议事、消遣、赌博的地方，环境、品位、礼仪高度商品化，使大多数平民不能认同。而多数大众化茶馆又过于粗陋，环境脏乱、嘈杂，靠电视、录相吸引茶客，服务也粗放，以前茶馆的中心人物———堂倌的风采很少见了。麻将馆虽然也供应茶水，但焦点是打麻将，老板也靠收麻将钱为生，绝没有茶馆的气氛。一般中档茶馆，如公园、河滨、寺庙等地的茶园还兼有环境尚可、服务过得去和茶客得享随意自在的优点[18]。

可见，不同档次的茶馆中，茶客消费群体是不同的，茶馆消费体现出不同的社会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