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通过茶馆消费形成个体身份认同和社会认同。随着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日益深化，传统社会中固定的等级结构的崩溃，导致了每个个体需要重新定位自己的身份。在消费社会中，定义自己“所属”位置的最好表现方式就是消费。因此，茶馆消费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行为的同时，也承担着身份建构的任务。“消费什么( 低劣的三花茶叶还是高档的毛峰) ，在哪消费( 低档茶馆还是高档茶楼) ，如何消费( 单纯饮茶聊天还是饮茶唱歌按摩一系列消费) ，决定了你就是什么( 低阶层还是高阶层) ”，就如鲍德里亚认为“现代消费的本质并不是物的客观性，而是差异的构建”，也如泰勒提出的，认同的一个关键要素： “定义自我意味着找到我与他人的差异中哪些是重要的有意义的”[19]。不同经济社会地位的茶客对茶馆高低档次的选择，对饮茶以外其他项目的消费与否，都是个体在可及的各类茶馆资源中，主动选择已经被符号化的茶馆，积极建构自己社会身份的消费行为。

在已有的研究中不仅对不同档次茶馆消费群体有描述，也对成都茶馆各年龄段茶客的茶馆消费行为有描述[17]，这说明年龄也是茶客体现自己身份，区隔与他人的标示之一。

按照任敏的理解，出现消费分化现象，是在于阶层分化： 较低阶层居民的消费原则是“需求驱动，价格决定”，属于生存型消费; 中层居民的消费原则是“实惠第一，适度讲究”，属于约束型消费; 较高阶层居民的消费原则是“展现品味，得我所爱”[20]。因此，高阶层茶客倾向于在相对封闭、环境优雅、服务周到、项目多样、价格高昂的茶楼消费，较低阶层茶客则倾向于在户外、人声嘈杂、服务粗劣的低消费茶馆( 茶档) 消费。

本文认为，不能仅从茶客的消费目的( 消磨时间、结交朋友、与友人聚会、洽谈业务、看录像等) 或休闲项目( 聊天、旁观聊天、打麻将或扑克、吃饭、卡拉 OK、阅览书报等) 来分析成都茶馆消费中的群体分化，还应该考虑其中的社会文化因素，或称消费文化、消费心理因素，比如收入、教育水平和职业，以及审美、品味等。

可见，茶客的阶层分化既是“等级消费”的基础，还是个体认同和社会认同的表现。

一般认为收入、教育水平和职业较能代表一个社会人的社会地位。对于社会阶层的划分，陆学艺[21]认为，在当代社会中，职业的身份分类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性区分，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在收入、声望、教育、权利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因而职业的分类与社会分化紧密相关。姚建平的实证调查可以说明： 在样本量为 306 时，进行双尾检验的数据[7]174表明，收入水平与消费认同心理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 135( P <0. 05) ; 受教育程度与个性化和身份符合感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 180( P <0. 01)[7]190。可见，如布迪厄所言，个人的经济资本( 收入水平) 和文化资本( 受教育程度) 总量都影响消费方式的选择。

囿于数据限制，只能根据车韵飞[16]的问卷、访谈和观察等方法获得的，关于职业这一指标的数据，在样本量为 40( 虽然样本量较小，但是性别、年龄等都可控) 的被调查者( 茶客) 中，茶客职业比例如表 1所示。

表 1 茶客的职业调查。 笔者在观察中也发现，不同茶馆消费者的言谈举止有所不同： 在封闭式茶楼的消费者着装较为正式，言谈轻声细语，举止较郑重; 在公园、河畔或是农家乐等开放式茶楼的消费者着装随意，言谈不拘小节，举止较随意市井。笔者的非结构性访谈调查还发现，两类消费者对“他者”有轻微排斥，比如： “我们不想去河边的茶铺，太挤了，不安逸。还有人多了就吵闹，他们那些人扯起嗓子说话。茶楼清静，我们( 指着同桌饮茶的另外 3 人) 经常来( 玩) 耍，摆哈龙门阵①。”[16]221.

可见，在社会化过程中，个人首先明确“我是谁?”，在社会中获得本体性认同( 个体认同) 之后，还需要在社会互动中将自己归类，将自己归入喜爱到茶楼饮茶这类人中，与友人的互动交流中找到“所属群体”，形成社会认同，同时形成对“他人”的认同[22]。如果说身份建构是通过社会定位、界定自己的所属群体来实现，那么即使对他者的存在是以一种反感或敌视的态度，也是一种对“他人”的认同，也是对自我身份的强化。姚建平将对他人的负面认同，即身份区隔感定义为“对社会阶级( 阶层)差异在消费方式中表现的主观认知和判断”。表 1数据也从侧面说明了不同档次茶楼( 茶馆) 代表不同消费阶层，人们因不同的消费行为被贴上“富”或“穷”的标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