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大报告中有关政治体制改革核心内容的表述及解读

　　在十八大报告的第二部分中，有这样的几句内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第一句话表述的重点是将来要“走什么样的道路”。

　　第二句话表述的重点是“自信”。而“道路、理论和制度”在十八大报告中分别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段表述的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十八大报告的这段详细表述，让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并呈现出一脉相承的历史感。

　　第三句话的表述，被很多学者解读为“这表示中国的未来既不走资本主义民主道路，也不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而是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同意这样的解读。

　　十八大报告的第五部分标题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专门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状及历史发展做了概括性梳理，并有这样的表述：“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从这些表述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第一，改革者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有共识，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及紧迫性；二是改革者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的改革息息相关，是全面改革的一部分；三是为如何对待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定了调性，即“可以借鉴，绝不照搬。”四是确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步调，即态度要“积极”，步伐要“稳妥”。通观全文，更主要强调的应该是“稳妥”，不能激进，更不能冒险。

　　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的表述和解读

　　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直到现在，改革开放30多年，政治体制改革也历经曲折。在这30多年中，可以以苏东剧变和国内“6.4风波”事件为分界点，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路程分为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党的核心领导层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提法及重视程度均有不同。

　　（一）第一阶段：结束文革——90年代初粉碎“四人帮”后，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从1979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这一阶段，一大批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中央领导人恢复领导职位。他们充分意识到权力过分集中带来的危害。邓小平曾指出，“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但“总病根”则是“权力过分集中”。所以这一时期的核心任务是拨乱反正，破除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

　　在党的十一大和十二大时期，对于国内政治体制的弊端有所认识，但是没有专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直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政治体制改革”在十三大报告中被正式提出，并单独作为一部分进行阐述。其中有这样的内容：“我们这次大会的中心任务是深化改革”，“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现代化建设……需要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决不能搞破坏国家法制和社会安定的‘大民主’。”“决不能……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

　　这些表述表明，在具有政改共识的前提下，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最初设计的时候有几点是明确的：“应该改”、“要谨慎改，不搞大民主”、“不照搬西方模式”。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从开始就规定了改革的“方向”和“禁区”。这个“方向”和“禁区”也是后来政治体制改革一直难有大的突破的初始原因。

　　然而，就在中央核心集体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共识明显，态度明确，准备大力推进的时候，国际国内时局却出现了大事件。国际上发生了“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阵营被分化、瓦解，共产主义在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宣告失败，转而走向民主发展道路，尤其是苏联的解体，对国内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影响很大；国内在1989年发生了“六四”风波，风波前后出现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浪潮。受国际国内政治事件的影响，国内的核心领导集体开始小心谨慎，警惕国际社会的“和平演变”，甚至在政治道路上开始变得相对保守起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开始出现转折性变化，直接体现就是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中重点只提经济体制改革，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提及很少，这和十三大报告中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阐述形成鲜明对比，也从侧面反映了核心领导层的谨慎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