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讲述了关于贸易发展与中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内容，供大家参考，接下来一起具体阅读下吧。

摘要：本文从国际贸易模式的变化出发,结合其对我国劳动力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了贸易与城乡收入差距变化之间的关系和由此带来的农村人力资源开发问题,并就解决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贸易发展;人力资源;教育回报

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目共睹｡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虽然在八十年代中期有所缩小,却在此后的20年中不断拉大｡更应发人深思的是我国的贫困人口虽然从3亿下降到3千万,但其下降速度在进入21世纪以后愈加趋缓,甚至在2004年出现了脱贫人口返贫导致的贫困人口数目反弹的现象｡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其并存的问题都与迅速扩大并不断变化的国际贸易息息相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南北”贸易,主要集中于传统的产业间贸易:发达国家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如汽车和机器设备)交换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如衣服和鞋类)｡根据国际贸易理论中传统的Heckscher-Ohlin模型,这种贸易方式会使加入世界贸易体系的中国更集中生产密集使用其丰裕要素(劳动力,尤其是低技术劳动力)的产品,从而提高这些要素在国内的相对收入｡但是,新型贸易方式“外包”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盛行,发达国家为避开关税､非关税贸易壁垒和运输成本,以及受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低价格劳动力､新兴市场和各种税收和其他政策优惠的吸引,将其制成品生产的部分工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由此引发了大量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进出口｡中国优惠而稳定的政策,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和市场对各国投资形成了巨大磁场｡跨国公司的进入提高了对于我国劳动力资源的需求,如同传统贸易方式带来的结果一如既往地为保障和提高广大劳动者的收入做出了贡献｡然而,跨国公司通常拥有领先于我国企业原有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因此他们的进入和“外包”的方式虽然带来了大量贸易,但同时也提高了劳动力市场上对我国高教育和高技术劳动力的需求,从而降低了我国广大低技术劳动力的相对收入和生活水平｡

不难看出,日益扩大和不断变化的国际贸易与我国的“减贫”工作､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提高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贸易引发的收入增加和教育回报对提高农村人口教育会产生如何影响?贸易加速了农业人口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进程,而这种迁徙在城镇和农村中同时带来了棘手的入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提高农村人口收入和长期发展又会带来怎样的机遇和挑战?下文将从分析贸易对农村教育回报的影响和我国农村和城镇教育的现状入手,分析经济发展和贸易模式变化对农村人口结构变化产生的影响,并尝试对提高农村人力资源提出政策建议｡

一､国际贸易模式变化和农村教育回报

改革开放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贸易开放为从农业中解放出来的农村劳动力发展带来了契机｡他们纷纷进入城镇,由农民变为生产工人,在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过程中进行简单重复的工作,从而赚得比在农村农业生产更高的工资｡然而,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间,技术､制度和市场环境的变化把经济全球化推向一个新的台阶,“外包”盛行: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或工序被分割,并根据各环节所需禀赋特点分布到不同国家｡在贸易方面,外包模式带来了中间品贸易快速增长,同时使南北贸易重新变得重要,而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到机械､电子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环节中｡这些环节在发达国家属于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但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相对落后,跟随跨国企业进入发展中国家的这些生产环节在当地则相对成为技术密集型生产｡更重要的是,由于生产技术在发达国家不断更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环节的技术水平也随之提高,因此对于跨国公司所在的发展中国家雇员的教育和技术水平的需求也越来越高｡

如同众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在融入全球化的同时也成为了世界生产链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图1描述了十多年来中国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其中初级产品的比重从八十年代末接近40%下降到2004年的不到10%｡在制成品贸易结构方面,从九十年代初开始,中国成为玩具和服装等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全球生产和出口基地｡在最近的十多年间,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把许多高端的产品生产过程中密集运用劳动力资源的环节转移到了中国｡典型的例子包括Dell把全亚洲市场的个人和商用电脑装配设立在厦门的生产基地,以及Nokia在苏州启动了旨在服务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欧洲和北美市场的全球第二个3G网络产品生产基地｡技术密集产品中组装等劳动密集型工序的转移使中国进口大量的高技术含量中间品,同时由于成品服务于海外市场,中国成为组装加工后的成品或半成品的出口基地,由此出口品中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比例迅速增加｡

分工和贸易结构变化对国内要素产生了收入分配效应｡尽管从国家整体来看,分工深化和贸易扩张通常会提高各参与国的福利,但对于不同要素收入的影响却不尽相同｡

首先,贸易提高了国内丰裕要素——劳动力的收入｡在资本积累加速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贸易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近十年来电子加工产业等的迅速发展｡出口部门从农业人口中吸收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由于在中国长期存在二元的经济结构,大量的闲置劳动力滞留在农村,所以提高劳动力要素收入更多地表现在贸易加速了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移｡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5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超过1.25亿人,比上年增长了6.4%,而以往各个年份的增长比例大多还高于这一数值｡尽管缺乏精确的估计,但是从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结构来看,贸易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发挥着显着的作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贸易发展,从贸易模式来看加工贸易增长最快:《海关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加工贸易在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从20世纪90年代起不断上升,并逐渐超过一般贸易｡2004年加工贸易占贸易总额的比例达55.24%｡从出口产品结构来看,劳动密集型产品一直占据着很高的比例①,而近十年迅速增长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更多只是中国出口了其中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产出的中间品｡因此,中国仍在对世界持续输出大量的劳动力,尤其是出自农村的剩余劳动力｡

其次,贸易扩大了不同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其一是制造业与农林牧渔业就业人员收入差距的迅速拉大(见图2)｡由于农产品贸易WTO谈判进展缓慢,发达国家对农产品的实际保护仍然非常高,因此中国农民通过出口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获益相对较小｡与此同时,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加快了中国制造企业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速度,而农业的技术进步却相当缓慢,部门间技术进步的差异扩大了就业人员的收入差距｡其二,外包生产模式导致制造业中不同技能的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扩大｡Feenstra和Hanson从劳动市场需求变化角度论证了外包模式会扩大发展中国家不同技能劳动者的回报差距[1]｡Acemoglu从技术进步角度阐明国际贸易会引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偏向,使得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有能力使用贸易和国际化生产带来的电脑等信息技术工具;由此,高技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快,从而回报增加也就越快｡

通常,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跟技能高度正相关,因此贸易会扩大我国不同教育水平劳动力的收入差距｡Zhang等的实证研究表明过去的十多年间中国劳动力市场上教育的回报不断增加｡

贸易的分配效益带来了以下启示:提高教育是农村人口脱离贫困以及在长期中提高收入的关键因素｡其一由于贸易扩大了制造业与农业间收入差距,农村家庭收入中来自打工工资的比例越来越高,而教育对于农村劳动力是否能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起着重要的影响｡其二由于贸易提高教育回报,所以教育就成为影响打工者未来收入增加和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二､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上升以及存在的问题

鉴于中国庞大的农村人口基数以及农村人口在城市化建设中角色转变的重要性,农村人口包括伴随父母来到城市中的学龄少年受教育问题将成为今后三十年中国教育事业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其影响不仅涉及到农村人口脱贫,同时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增加和结构优化,以及诸多社会问题的得以解决或是缓和的保证｡

中国农村人口的教育结构在过去十五年迅速提高｡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提升是国家积极的教育政策以及国际贸易等因素带来的农村家庭收入提高等非政策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贸易主要通过以下两个途径影响农村人口教育:提高农村家庭收入从而为家庭教育投资奠定基础和加速农村人口流动到城镇中就业而获得更好的受教育机会｡

收入提高对教育的影响相对比较简单:教育作为一种奢侈品,其收入弹性大于1｡考虑到中国目前教育经费来源结构,收入提高对于农村家庭孩子接受教育有相当大的积极意义｡尽管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公共品,理应由政府来负担,但中国目前情况使政府财政支出尚不足覆盖义务教育开支｡因此,教育花费对于农村家庭来说是一笔重大开支｡《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显示,教育花费占农村家庭收入的32.6%,而在城市和小城镇家庭中这一指数分别为25.9%和23.3%｡因此,即使没有人口迁徙,贸易带来的农村家庭收入快速提高对于降低农村儿童辍学率以及帮助农村青少年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都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