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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21
人口迁徙入城务工子女受教育的影响则较复杂。首先分析其积极方面:若把打工家庭分为举家外出和父母外出子女留守两类,迁徙入城家庭的孩子受到教育的平均数量和质量无疑高很多。城市学校软硬件设施都比农村高,当城市小学在三四年级就开始英语和计算机教育时,大部分农村孩子还只是从图片上见过电脑。同时,生活环境的改变,包括普通话推行、老师及同学传播的信息和思维习惯等,入城家庭的孩子会比一直生活在农村的孩子在后期更容易融入现代经济生活节奏中。最后,入城家庭及其子女自觉和自发受教育的意识会因为周围环境的影响在无形中提高:入城家庭能真切感受到知识差距带来的物质收入差距,而这种激励比在电视上看一百遍“知识就是力量”的公益广告更为真切。
尽管农村受教育在不断改善,但目前仍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首先是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和投入结构不合理:2004年我国用于教育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为2.8%,远低于世界平均比例4.4%①;同时,经费支出中用于义务教育的比例太低,2001年此比例仅占全国教育经费的47%②,远低于包括诸如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该比例③;最后,经费在城乡之间的分配也有较大差异。
按照当前的体制安排,教育投入由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按比例分担,农村基础教育很大部分由县或乡镇政府负担费用。对于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县政府本身财税收入较低,地方政府提高基础教育便必然遇到资金硬约束。加上教育投入的回报期长,地方政府对此的关注和积极性自然会远低于GDP、产业结构或是财税收入。因此,2001年农村税费改革以前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其实由农村家庭负担了很大比例。根据统计数据①,历年农村家庭直接负担的义务教育投入都超过了农村义务教育总投资的30%。由于农村家庭大多不止一个孩子,教育带给普通农村家庭的经济压力就愈发明显。
农村教育的第二个问题是地区间教育不平衡,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教育投入和成效要远高于中西部地区。根据各地区农村居民劳动力文化状况这一指标,2005年在东部大城市北京和上海的农村劳动力中大专以上比例超过了7%,其中北京农村劳动力中小学或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不到8%。而在最为落后的五个中西部省份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和宁夏,大专以上的比例无一超过0.6%,而小学或文盲的比例却都大于50%。
这种不平衡一方面来自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引发的家庭收入增长不等,进而对教育投资产生不均等影响;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分担机制加剧了地区间教育差距。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中央财力明显加强,地方财政收入则相应被削弱。财政收入中,中央财政所占比例由1993年的22%上升至54.6%。而地方部分,省级财政占了总财政收入的30%左右,县财政只有10%左右。但教育经费的承担比例则刚好反过来,以2004年为例,中央级教育支出只占预算内教育拨款的7.43%,大部分由各地县政府来承担。这种财权和事权上的错位使农村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地县政府的财政收入,无疑经济发展较好的东部省份的财政收入从而教育投入要高得多。经济发展差异与教育不均衡互为因果,如果缺乏政策性的引导很难打破这一循环。
第三点是人口迁徙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尽管总体来说,目前城市中务工族子女受教育的条件相比农村有很大提高,但是该群体所需的平等受教育机会问题也不容忽视。城市公立学校对非本地户口儿童的收费歧视现象较为突出。以北京2005年为例,流动人口子女进公立小学和中学就读都需比当地儿童多缴纳两项费用:2000—5000元的一次性赞助费以及每学期大约600元的借读费。收入本就处于城市底层的入城打工者面临这样的经济压力使得相当大比例的务工族子女只能就读于打工子弟学校或将孩子留在家乡。打工子弟学校处于教育边缘,条件比公立学校差,并且从制度、资源和人员配置上都很不稳定。值得欣慰的是,这一情况在东部很多城市,尤其是工业聚集的地区得到了很大缓减。根据我们在广东顺德和江苏常州等地的走访了解,大部分工业聚集地都为职工开设几乎不收费的员工子女学校(集中在小学和学前教育)或是对职工子女上本地公立学校提供资助,很大程度上缓减外来子女上学给务工人员的经济压力。
除了举家外出户,还有很大比例的务工人员子女由于经济原因、户口制度以及各省份间教育考试制度的割裂而留在农村。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当年不能与父母外出同行的农村儿童比例高达56.17%,全国6—16岁的农村留守儿童人数已达到2000万人。对于这一群体,除了父母收入增加可以带来对教育投入的增加,贸易带来的更多是负面影响。首先,孩子在中小学甚至是学前阶段由于父母长期在外,大都由年纪较大、文化背景更差的爷爷奶奶或是亲戚朋友照顾,因此很难对这些孩子进行良好学习习惯和健康的性格和人生观的教育和培养。此外,家庭间长期缺乏亲子交流带来的社会问题也不可忽视。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国际贸易发展和全球经济融合是时代的趋势和特征,这一经济背景给中国农村发展带来了很多机遇和挑战:贸易发展加快了农村人口向制造业的转移,提高了转移人口的收入;同时,当代贸易模式提高了教育回报,考虑到教育水平同样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制造业的重要因素,因此农村教育问题成为农村人口收入提高和长期发展的关键。国际贸易是对农村人口受教育最重要的非政策影响因素之一,收入效应和人口迁徙效应提高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然而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在对贸易究竟如何影响农村孩子受教育,以及如何通过政策来减少其负面效应做出最终判断前,我们在农村人口受教育的现状基础上对发展趋势做出判断。首先,经济和贸易结构的发展会使得教育回报率上升,使教育成为农村人口长期减贫的关键。其次,由于政策对农业人口的一些倾斜,在短期内农业人口向外迁徙的速度会放缓。然而从长期来看,大比例的农村人口脱离农业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同时人口迁徙中举家迁徙的比例也会不断增加,子女跟随父母到城镇读书的比例随之增加。最后,随着新农村运动的开展,国家承诺在不久的将来完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的学杂费并改善农村教育环境,因此城市与农村教育的落差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小。
结合上述趋势判断,我们给出以下参考性的政策建议。从短期来看,重点在于从政策方面完善教育经费和收入的来源结构,加大中央财政对于农村尤其是落后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保证义务教育在全国范围落实。然而从长远来看,农村人口分布相对分散,并且计划生育使得各地区学龄儿童的数目相对较少,因此农村学校的平均就读人数相比城市中的学校要少得多,而且还将继续减少。而教育投入存在较大的初始成本,在农村学校中每个人头上的花费会相对较大,按照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很难有财力把所有农村学校的教育水平提高到接近城市中教育的水平。可预期在未来的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城市中打工子女受教育会成为农村人口下一代教育问题的重点。尽管可能执行起来并不是那么的容易,但是就这一问题我们仍然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减少乃至消除城市中学校对孩子上学收费等的户口歧视,公平对待所有的入学儿童,甚至可能对贫困家庭提供适当的教育补助。第二,政府提供补助性质的精神文化教育(比如社区活动等),丰富这些缺少关注的群体的精神生活。并且,这些公众教育中应该包括对家庭教育者也就是父母的教育意识培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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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关于贸易发展与中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全部内容,希望给予大家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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