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高考制度对教育公平的影响。

长期被视为最公平的高考制度日益为人垢病，涉及了高考的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问题。“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提供了平等竞争的机会，但形式公平之后，仍有值得认识的问题。一次性纸笔考试的固有缺陷，是难以准确测量学生的实际能力，对会考试的学生更为有利;同时难以顾及诸如民族、性别、社会阶层等因素形成的学业差距，以及学生临场发挥的异常等等。多年来，高考改革主要集中在考试科日的调整上，诸如“3+1”还是“3+2”,“3+文综(理综)”等等。

高考制度对教育公平的影响，更多表现为招生录取制度上。其中既有教育资源配置问题，如前置性的分省定额制度不公，造成各地区之间录取分数的巨大差距，重点大学招生的“本地化”倾向;也有权利平等的问题，如流动人口在流人地城市的考试权利。同样突出的，是在考试竞争之外，存在着诸如加分政策、保送生、定向生等各种特殊政策、明渠暗道，其中有些渠道正在成为腐败温床而受到公众极大的质疑。就高考公平而言，招生录取制度比考试制度更为重要，这也成为这一轮高考制度改革重要的指导思想。

(1)“倾斜的高考分数线”.

中国现行的统一高考制度，具备了形式上的考试公平;但各省录取学生的数额并非按考生数量平均分配，而采取“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办法，各地的录取率和录取分数差异极大。日前全国高校的平均录取率为70%多，但北京、上海等地的录取率已高达百分之八十、九十。这一现象被称之为“倾斜的高考分数线”.它加剧了地区和城乡之间已经存在的教育不平等，使得农村学生的处境更为不利。

(2)重点大学招生本地化的倾向。

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居于金字塔之顶端。然而，这些国立研究型大学招生名额在各省的分配，同样不是均衡分配的，而是明显地向学校所在地的城市(省份)倾斜。据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千帆教授的研究，根据2011年的录取数据，每万名考生中考人北京大学的比例，安徽为1.27,广东为1.4,贵州为1.48,河南为1.87,北京为52.5.安徽每7826名考生中才有一人能上北大，而北京每190名考生中就有一人可上北大。北京学生考上北大的几率是安徽考生的41倍，是广东考生的37.5倍，是贵州考生的35.4倍，是河南考生的28倍。fzl这种名额分配不均有一部分是历史原因，但主要是在1998年高校扩招后形成的“部省共建”模式，地方政府给予研究型大学在征地、基本建设、银行贷款等方面的好处，其交换条件是增加在本省的招生，以提高本省学生的录取率。这一做法不但有损公平，而且损害了大学在学术上追求卓越的日标。自2006年之后，教育部就要求部署高校降低属地招生的计划比例，这一比例不应高于30%o2011年，教育部要求所属大学属地安排计划平均比例为250}o,比2010年降低1.1个百分点，调出2900名计划全部投向中西部省区。[3]

(3)特殊渠道招生。

为了弥补高考制度的不足，满足国家对人才选拔的一些特殊需要，逐渐形成了一些特殊招生政策，如保送生、定向生、文体特长生、提前批次招生、体育专业招生、部分高等学校单考单招，高校“点招”等等。近年来，这些特殊渠道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等乱象频发，为社会关注和垢病，AJ}待清理整顿。

(4)异地高考问题。

伴随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流动人口子女要求在流人地城市参加高考，成为一个新问题和突出的难题。这一难题的破解功夫主要在教育之外，是城乡分治的二元社会结构和户籍制度，是流动人口管理制度，是按户籍人口配置资源的公共服务体系等基本制度的改善和突破。一些城市实行的借读、借考是一种临时性的替代措施。解决的思路是设立必要的门槛使符合条件者就地高考;根本解决的思路是在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框架中，使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口尽快“人籍”成为“新市民”.

(5)高考加分政策。

我国现行的高考加分政策，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政治性加分，国家对少数民族考生、归侨、华侨子女及台湾省籍的考生、烈士子女等，采取政治性补偿、照顾的优惠政策。二是鼓励性加分，对具有文艺、体育特长或获得重大科技竞赛奖项的学生，以及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实行加分优惠，以激励学生发挥特长。三是政策性加分，国家或某些行业、地方为某个特定需要实行的特定政策，如对退役优秀运动员的关照。

这种政策设计的初衷都是良好的，对弥补高考制度的不足以及促进人学机会的相对公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一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逐渐发生变异，“高考腐败”的现象逐渐增多，公众要求“裸考”的呼声高涨。我们看到，影响教育不公的高考因素内涵各不相同，权利的平等和机会的平等两类问题交织;其中既有区域发展差距、家庭文化资本等潜在的、长期性因素的影响，也有权力、利益对现行政策直接的扭曲和异化，高考加分政策的弊端就是明显的一例。对高考加分政策的清理和改革，成为高考制度改革十分重要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