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加分项日过多过滥。

据报道，日前实行的各种高考加分项日，其中经国家教育部规定的仅14项;而各地的各种优惠政策累计达192项之多。}o考生中获得加分机会的学生数量非常之多，这种大量提供的优惠改变了公平竞争的性质。例如，2009年重庆市19.6万考生中，获得各种加分的考生高达7万人，占考生总数的35%以上。[7es2010年，重庆市获得加分的考生占考生总数的17.2%02011年，在宣布取消两个高考加分项日后，重庆市的获得加分及降分录取政策的考生数量仍比其他地区“遥遥领先”,加分及降分录取大项继续超过20个。据对2008年北京市高考文史类考生成绩分布分析，在考取600分以上的所有599名考生中，得到加分照顾的考生达到了214人，比例高达35.7%大量加分考生与“裸考‘，学生形成明显的不公平竞争，有违高考制度设计的初衷。

2.加分优惠主要为优势阶层子弟所享受。

更重要的是，一些调查显示，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高级管理、技术人员和中层管理、技术人员的阶层，其子女在加分政策中获得了更多的优惠。其原因，一方面是优势社会阶层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文化资源、经济资源，在保送生、文体特长生、科技竞赛等项日中明显占优;此外，一些加分的特殊通道，部分项日存在偏向优势阶层的倾向。如浙江省增设”三模三电“(航模、船模、车模与无线电测向、无线电通信、电子制作)体育加分项日，获得加分者多数学生来自权势家庭。2008年曝出浙江权势家庭独霸高考航模加分，花1.5万元培训费即可以轻松换来高考20分加分的筹码，而且这类信息和渠道往往是不公开的，普通家庭子女只能靠边站。

3.加分政策的价值偏差和操作过程不规范。

加分政策究竟是对一次性纸笔考试局限性的一种改善或补偿机制，还是一种福利待遇，或者是特殊利益集团的一种既得利益，是需要不断厘清和端正的基本问题。事实上，许多加分项日泛化为一种福利待遇。前些年许多地方通行报考本校的高校教工子女可以降分录取的”潜规则“,就是典刑一例在2003年春天的”SARS“事件后。北京市对优秀医务人员子女的加分政策，以及近年来对见义勇为者子女加分的做法，都模糊了高考作为学术性的选拔性考试的基本价值。对”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实行高考加分，也存在严重的分歧。顾明远等许多专家学者认为此举有违道德教育的宗旨，使之成为一种高度功利性的行为。事实上，这一措施在实施中不仅出现较多弄虚作假，也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异化了“三好”评选的价值。

此外，有的加分政策的设计缺乏必要的严谨性和科学性，自高考加分政策的权限下放地方后，各省市高考加分的内容、幅度和范围不尽相同，同一加分项日各地加分幅度不一，缺乏稳定的标准，随意性过大。部门利益也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出于对本行业、本系统的利益保护，出自体育、民族、军事等部门的某些加分政策，缺乏对考试公平整体利益的考量，但调整改变的难度很大。在管理和操作的层面上，由于缺乏监督和不透明，加分政策成为少数人谋利自肥的“近水楼台”,已为大量事实所证明。文艺、体育特长生中有许多资格虚假者。各地“假少数民族生”、“假华侨生”、“假二级运动员”等层出不穷。省级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获奖者、省级三好学生、优秀毕业生、优秀学生干部等弄虚作假的事件也频频发生。大学招办反映，获得高中生科技竞赛大奖的项日名称艰深无比，而且其课题内容和学科与家长的职业“高度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