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压团体这种危机介入模式的建立并非先有一套复杂严谨的理论，而是根据应急救援的需要产生的。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军历史学家Marshall将军于1944提出“创伤后心理降低压力法”，倡导军事行动后就地尽快举行团体会报，当时的主要目的是收集资料，但是Marshall发现这一活动有“重整士气”的作用，很受士兵欢迎，能减缓士兵的焦虑情绪。受此启发，Lindy、Grace 和Green (1981) 提出“创伤膜 (trauma membrane)”的概念，认为遭遇相同灾难的人会有种相互牵连的情感，透过团体内正向的支持与互动，能修正成员的压力反应，带领他们走向复原的方向。

从理论发展过程来看，减压团体得以发展的另一基础是关于情绪危机的理论。Lindemann (1944) 指出，一个人在强烈的悲痛面前，不应该过度沉湎于内心的痛苦，而是应该让自己发泄情感，比如哭喊、正视现实，否则容易产生适应不良的后果。Caplan (1964) 在Lindemann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情绪危机模型，认为个体面临重大精神压力时，往往会产生紧张、焦虑、抑郁和悲观的情绪，即压力、紧张等情绪的调试与危机有紧密关系。以往对危机的研究发现，不只是危机受害者，凡是在危机情境中的任何人都可能会出现危机症状。因此，该取向将个人在特殊情境下的反应视为一种过程而非疾病，此时若有专业协助将有助于个体尝试更好的解决方式。危机处理的重点在于提供暂时性的支持，协助当事人恢复控制感。

此外，行为认知治疗对减压团体的理论发展也有特别贡献(曾毓芬，2005)。首先，系统脱敏法主张面对而非逃避;其次，减压团体主张重整与创伤记忆相关的认知机制;另外，减压团体是一种心理教育模式，许多认知行为治疗都含有此要素。这些均可被视为减压团体的理论基础。

编辑老师在此也特别为朋友们编辑整理了危机干预减压团体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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