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理论的发展

上个世纪，国际上乡村地理学研究在理论框架构建方面经历了三个阶段：1970年代的功能视角阶段，通过明确乡村独特的功能特点来确定乡村空间；1980年代的政治—经济视角阶段，试图将乡村定位为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过程的产物；1990年代的社会建设（sociallyconstructed）视角阶段，认为与乡村性、乡村空间和乡村生活密切相关的乡村的重要性体现在其社会、文化和道德价值层面上[14，39]。之后，很多学者曾认为乡村地理学的研究理论停滞不前，但进入新世纪以来，乡村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明显在慢慢复苏[40]，关于乡村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和概念形成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14，41-44]。如Parr主张：当被置于特定的城市地区范围，城市和乡村的分类可以用一种更能充分反映两者之间内部联系的方式来考虑，且对于劳动力市场、住房市场，以及购物和休闲方式来说尤为如此；如此以来，城乡关系在互为竞争、互为补充方面变得更为明显[26]。但Woods认为“城市地区”模式在论及乡村地理区域时仅单独考虑乡村与城市的联系，而忽视了跨区域的交叉的等其它任何意义上的乡村条件，并使乡村在城市支配的经济和人口结构层面进一步被边缘化[14]。随着人文地理学“文化转向”的深入发展，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理论引入了乡村地理学，乡村地理学开始转向研究乡村的再现表征（representation）[38]。“乡村三重空间模型”（three-foldmodelofruralspace）的提出是新世纪以来乡村地理学理论研究方面的重要进展。依据对空间性的三重理解[45-46]，Halfacree把乡村空间划分为相互之间紧密结合的三个层面[47]：①乡村区域所在，即与生产或消费相关联、相对而言具有明显特征的空间实践活动发生场所；②正式的乡村表征，诸如资本主义利益团体或政客们的一些表述，以及乡村被整合到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过程中的方式，特别是乡村在价值交换方面是如何被商品化的；③乡村日常生活，同时包括对乡村生活理解和认同的个人和社会文化因素，但是它们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存有相互矛盾、相互背离的方面。

研究方法的革新

新世纪以来在乡村地理学研究中，对于合适的乡村性表现研究方法的寻求，是方法论探究与实验的领域之一。然而，自从人文地理学的“文化转向”起，特别是自1990年代以来，乡村地理学中文化观点的影响力日益增长，与之相伴的是定性方法的应用与发展，包括半结构化访谈、关注群体、民族志学与参与者观察和文献分析等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与应用[48-50]。然而，不可避免随之而来的是乡村地理学研究方法的两极分化，即相关研究倾向于仅采用定量或仅采用定性的方法。英国乡村地理学中定性方法占有主导地位，但是在其他地方，定量方法仍被广泛使用，尤其是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38]。近期，定性研究方法在乡村地理学研究中广为运用。例如，Annes和Redlin运用扎根理论（groundedtheory），采用了深入访谈“生活史”（lifestory）的方式，探究了出身于乡村的男性同性恋者在城市与乡村空间中的迁移规律，证明了“城市”仅仅是他们获取身份认同的所在，而他们大多还是对乡村生活认同度较高，有力地反驳了“男性同性恋者有城市空间偏好”的传统观点[51]。Leyshon运用了一系列定性实地调查方法，并以英格兰西南部1000平方英里范围内散布的乡村里的年轻人为研究对象，探究了在实践中不同调查研究方法对年轻人个人及团体的不同影响，最后根据调查结果的优劣比较了各种调查方式的优缺点，并提出了在进行乡村定性研究时的一些方法和方法论的建议[52]。Pini通过对昆士兰州两地区的80个女性调查对象的“关注群体”（focusgroups）式调查，研究了澳大利亚制糖业中女性的参与程度，并得出“关注群体”式调查方法不仅对女权主义学者、而且对于所有的乡村社会学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这种方法的结果能够较少受到阶层化的调查关系的影响，并能较好地反映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变化[49]。然而，新世纪以来在乡村地理学研究方法层面的明显进步是大力推广了打破定量与定性区分的Q方法。Q方法论（又称操作性的主观性）是由Stephenson于1935年提出的一种科学地研究“主观性”的心理学方法[53-54]。Q方法以“定性定量逻辑”法（‘qualiquantological’method）而著称，主要通过五阶段的过程来完成定性数据的定量因子化[55-57]Previte等认为，Q方法提供了一个使我们能够从关注特殊个体描述而转向重点分析特定参与者群体所共有的一系列观点的机会，并建议乡村研究者应当重视Q方法[57]。Q方法在自然资源管理、政策、社区发展、社会问题以及边缘化群体研究方面有着十分广泛的应用前景。实际上，近十年来大量的乡村地理研究应用了Q方法，研究对象包括地方政府与自然资源管理[56]、农业环境视角[58]以及乡村重建中社会企业作用的利害关系[59]。乡村地理研究中Q方法的兴起，主要是作为分析与记录更为宽泛的乡村性与乡村生活非专业描述的定量性乡村研究方法进展的一部分，反映了乡村社会建设及多种乡村作用因素的重要性[49，60-64]。具体来说，Riley与Harvey论证了乡村地理学中口述史料研究方法的运用，其目的在于加强与个人描述变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并丰富对乡村重构的微观尺度动力机制及其影响的认知与理解[61]。Nairn和Panelli回顾了利用小说来构建乡村生活意义的相关文献和论述，而这些文献和论述都不大可能以传统访谈形式存在[60]。Duenckmann运用Q方法，探究了不同的‘乡村’观念，并试图对传统的与乡村性、乡村空间和乡村生活相联系的社会、文化和道德价值观进行重构[65]。新世纪以来，综合运用定性与定量方法成为了乡村地理学研究者的终极任务与挑战。Madsen和Adriansen极力主张使用更为综合的多元方法，即综合采用定性和定量方法，其研究表明多元方法模式有助于研究单个参与者的行为和价值观，从而有助于强化在发展和发达国家中有关乡村空间用途的认知[66]Madsen和Adriansen对乡村地理学的研究过程、研究方法与方法论进行了简要总结[66]：任何一项研究开始时，研究者都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即归属于某一学派的思想体系，如批判现实主义与社会结构主义；然后基于不同的哲学立场，研究者确定研究问题，进而选择研究方法；这里的研究方法是指经验资料与理论的耦合，而数据处理方法则仅指经验资料，数据收集方法则指经验研究资料的收集方式，不同的哲学立场有不同的研究方法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