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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会专门成立了一个分会讨论ＴＦＬ，围绕着ＴＦＬ尤其是地理学中的定律问题的讨论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否定论者主要是特雷弗•巴恩斯（ＴｒｅｖｏｒＢａｒｎｅｓ），他集中于地理世界的多样性和ＴＦＬ提出的个人背景两个角度来分析ＴＦＬ［１４］。隋殿志的总结说，巴恩斯从科学哲学角度分析地理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从而否认作为普遍性的ＴＦＬ的存在［１２］，但实际上，巴恩斯的分析还有科学社会学的视角。在科学哲学角度上，巴恩斯认为人类行为充满着不确定性、异质性和偶然性，并不能用定律去描述；因此，ＴＦＬ既不是真理也不是定律，只是地理学的一句箴言，因为定律必然是普遍性的、逻辑性的和必然性的，而ＴＦＬ是这样一种命题：前半部分是形而上学的，后半部分是相对性的［１４］。在中国也有类似以上从科学哲学角度论证地理学定律的情况。１９８８年，楚义芳提出地理学的四个基本公理：集群公理、势能扩散公理、距离衰减公理和序动公理［１５］。时隔两年，王铮等逐条批驳了以上公理，认为其建立有悖常识，集群公理显然可以在常识中找到例外，如“逆城市化”是普遍现象，因而尽管集群现象存在，“集群公理”也不能作为公理；而“势能扩散公理”中的“势能”要完全不同于物理势能，不然“势能扩散”有悖于物理事实等。这样，不仅个别公理不成立，公理体系就更不能成立了［１６］。而且，王铮等主张公理体系不适合于地理学，而经验假设则是绝对必要的。可见他们否认地理学定律或公理的理由与巴恩斯同出一辙。在科学社会学角度上，巴恩斯引用了托马斯•库恩（ＴｈｏｍａｓＫｕｈｎ）、罗伯特•默顿（ＲｏｂｅｒｔＫＭｅｒｔｏｎ）等科学社会学名家的观点，认为科学研究中的理论、模型、定律都是一种地方性结构、地方性知识。不仅如此，巴恩斯还将ＴＦＬ的提出与科学社会学家夏平（ＳｔｅｖｅｎＳｈａｐｉｎ）１９９４年对波义尔（ＲｏｂｅｒｔＢｏｙｌｅ）及其定律的社会背景考察①作对比，认为ＴＦＬ的提出是托布勒在华盛顿大学期间受计量革命和理论革命的影响，尤其是ＧＩＳ的发展使他能够运用统计分析和计算机制图模拟底特律人口增长，而ＴＦＬ的传播则是通过对其他地方（地理学机构）的再造，尤其是将其他地理学机构改造成华盛顿大学地理系一样［１４］。巴恩斯的分析不无道理，但却误解了科学社会学和地方性知识的本意。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都注意到科学社会学取代科学哲学成为元科学研究的主流［１７］。在地理学领域，约翰斯顿（ＲＪ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１９７８年在《地理学与地理学家》一书中就明显地从社会的角度来理解地理学［１８］，并在序言中强调该书写作目的之一是关注地理学研究是如何组织的［１９］。但“主流”并不是“完全的取代”，而是一种新的视角，或者是对原有哲学维度的扩展［２０］，就目前来看，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共同构筑了对科学的多维理解：作为知识、作为研究活动、作为社会建制和作为社会之一部分［２１］。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二者可以并行不悖，科学哲学注重考察知识的内部结构，包括知识体系的概念、命题、定律、公理、推论结构等理论体系，而科学社会学则注重考察知识的生产、传播、接受等与各社会结构要素的关系，二者对科学的理解是互补的②。所以，假如ＴＦＬ在地理学知识内部结构上是成立的，则ＴＦＬ能作为定律而存在，这是支持论者的任务。而在地方性知识上，巴恩斯显然接受以约瑟夫•劳斯（ＪｏｈｎｓｐｈＲｏｕｓｅ）为代表的科学实践哲学强调知识生成与辩护中的地方性———诸如特定文化、价值观、利益和由此而造成的立场和视域等，所谓的普遍性知识实际上是“祛地方性”①的结果［２２］。但基于这种解释，则地方性知识是对普遍性知识的否定是一种误解———以地方性认同为基础可以获得知识的普遍性［２３］，也就意味着ＴＦＬ的传播尤其是地方性改造只是一种形式而不危害实质，ＴＦＬ仍然是可以成立的。支持论者与ＴＦＬ的修正和发展比较而言，支持ＴＦＬ的人较多，包括ＴＦＬ讨论小组组长隋殿志、乔纳森•菲利普森（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Ｐｈｉｌｌｉｐｓ）、哈维•米勒（ＨａｒｖｅｙＭｉｌｌｅｒ）、古德柴尔德、托布勒本人、李小文和吕韬等。他们都试图证明ＴＦＬ的合理性并给予ＴＦＬ极高的评价，如隋殿志认为ＴＦＬ是托布勒最关键性的贡献，菲利普森则认为科学家更愿接受灵活性的普遍性定律，ＴＦＬ即是此类定律。同时，他们均对ＴＦＬ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正和发展。隋殿志和菲利普森均对ＴＦＬ的合理性进行辩护，菲利普森还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正。巴恩斯应用其所了解的新近发展的科学社会学理论（如前所述某种程度上是误解）对ＴＦＬ进行否认性分析，隋殿志则采用回溯性方法，应用已存在的理论或观点对ＴＦＬ进行辩护。首先，隋殿志认为ＴＦＬ并不是托布勒的独创，帕蒂森（ＷｉｌｌｉａｍＰａｔｔｉｓｏｎ）将地理学研究归纳为：空间、区域、人地关系、地球科学四种传统，且四种传统之间存在互补和统一［２４］。其次，隋殿志接受康德（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Ｋａｎｔ）和波普尔的观点，认为概念和定律是知识创造的探明灯，而ＴＦＬ显然含蓄地或直接地、有意地或无意地扮演着地理学家探索过程中探明灯的角色。再次，隋殿志认为ＴＦＬ是否应被作为地理学第一定律需要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甚至伦理的层面上来深刻分析，“任何事物都是与其他事物相联系的”不仅存在于科学理论和实践中，甚至出现在宗教领域，是近现代许多学科始终如一的主题。显然，隋殿志通过承认科学研究中“任何事物都是与其他事物相联系的”这一基本哲学信念来为ＴＦＬ辩护，这样一来，ＴＦＬ的合理性就不再是形而上学的问题，而是科学研究中基本的意识问题，至少是科学家研究过程中潜意识地承认的事实。菲利普森对ＴＦＬ进行了修正。他将ＴＦＬ分为两个命题———ＴＦＬ１（ｉｓ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ｉ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ｅｌｓｅ？）和ＴＦＬ２（ｔｈｅｃｌｏｓｅｒｔｈｉｎｇｓａｒｅ，ｔｈｅｍｏｒｅｒｅｌａｔｅｄ）。在ＴＦＬ１上，菲利普森持存疑的态度但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注意他的表述与托布勒的表述是不同的）。他认为并不是任何两种物体、过程及其他现象都是联系的，但ＴＦＬ１确实是成立的：其一，我们的世界是通过地图、网络、模型等多样的功能系统来表述、感知和分析的，地方和区域就是这种复杂的相互影响和控制的历史性结果；其二，地理学家处理事物总是置于同样的地表系统中，人类行为通过碳、氧循环而与其他过程、物体、有机界和无机界相联系。他同时承认，地理系统中的相互联系具有多样性，直接的或间接的、强烈的或微弱的、清晰的或模糊的，但“蝴蝶效应”证明了地理系统中相互联系的存在。应当注意到，菲利普森在此已将ＴＦＬ转化为认识论问题而不是本体论问题了。在ＴＦＬ２上，菲利普森与托布勒的表述同样差距很大，他明确地提出地理学中的空间依赖和距离衰减两个问题，表征着聚集和分散两种地理现象。据此，他提出了地理学第二定律：Ａｌｌｏｔｈｅｒｔｈｉｎｇｓａｒｅｎｅｖｅｒｅｑｕａｌ（这里的“ｅｑｕａｌ”应理解为“均质的”）［２５］，这一观点与米勒的观点相似，且为古德柴尔德所推崇。比较而言，米勒的论述切中了ＴＦＬ反对论者的要害。传统上，空间问题基本上被线性地分析，但在地理系统中，空间异质性是最为核心的，米勒抓住了这一核心问题来论述ＴＦＬ。他的思想来源于盖特瑞，盖特瑞认为空间并不是地理学家的特权，地理学家仅对地理空间———地球表层空间感兴趣，但米勒批判盖特瑞将地理学中的相互联系视为典型的欧几里德平直空间，主张地理空间的自相似性和异质性［２６］。一方面，米勒认为ＴＦＬ中的“相关”是空间自相关，而空间自相关并不排除空间异质性，空间异质性所产生的相互作用和空间自相关作用都影响着空间组合，他的这一观点超越了安瑟林（ＬｕｃＡｎｓｅｌｉｎ），因为安瑟林仅将ＴＦＬ限定在地理数据的空间依赖性上，而地理数据的空间异质性则不属于ＴＦＬ的内容［２７］。另一方面，米勒非常重视现代空间变化的核心特征———时空收缩。实质上，现代时空不仅仅是收缩的问题，还有时空收缩所带来的“混乱”问题。时空收缩问题在１９６９年就被贾内尔（ＤｏｎａｌｄＪａｎｅｌｌｅ）所注意，他发现随着时间运动和现代交通的发展，地表地方间的联系更为邻近了［２８］。时空“混乱”问题为托布勒注意到，他在１９９９年美国遥感应用会议上论述了现代时空不仅是收缩的，而且是“混乱”的———虽然飞机和手机费用在不同区域和不同人群中都在增加，但只有在能够支付的条件下时空收缩才成立，人口增长和城市化加剧所带来的“城市病”已消弱了（线性的）地理空间的相互作用。米勒认为，时空收缩和“混乱”并不妨碍ＴＦＬ的成立，当合作更为自由时，人们对工作地的选择更为自由。实际上，米勒的观点具有重要的现代地理学认识论转向基础，这种认识论转向即从寻求因果关系的解释到寻求相关性解释［２９］，区域的差异性和相互依赖性不仅是相关性解释的客观基础，也是地理学研究对象的重要表述之一［３０］。古德柴尔德的主要工作是ＧＩＳｓｃｉｅｎｃｅ，这是他支持ＴＦＬ的主要出发点，但也以此对ＴＦＬ提出修正。他首先以假设的方法论证了ＴＦＬ的合理性：假设我们的世界是没有噪声的、无法感知的、无法描述的空间世界，则我们的生活无疑必须依靠ＴＦＬ。这就意味着，空间异质性是ＴＦＬ成立的基础，正是异质性导致地理事物的集聚，“邻近”表征了这种集聚的空间远近关联程度，这与米勒的意见是一致的。也是基于这一观点，他认为地理空间与宇宙空间、人类体验空间、人类思维空间都是不同的，地理空间是ＴＦＬ成立的空间类型［３１］。接着，他以ＧＩＳｓｃｉｅｎｃｅ为主对ＴＦＬ进行了修正，认为空间异质性对地理相互作用和自相似是首要的影响，所以ＴＦＬ是第二定律而不是第一定律，这是他和马克（ＤａｖｉｄＭａｒｋ）１９８７年就已提出过的［３２］。年会ＴＦＬ讨论小组组长将讨论文稿寄给托布勒后，托布勒针对反对论者观点作出比较中性的回应。一方面，他承认ＴＦＬ思想来源于理查德•费尼曼（ＲｉｃｈａｒｄＦｄｙｎｍａｎ）所提出的定律产生程序：猜想→推理→结论对比→验证→再猜想，这一思想的典型代表实际上是波普尔（ＫａｒｌＰｏｐｐｅｒ）［３３］；另一方面，他认为自己一直以来一直关注ＴＦＬ的修正，尤其社会空间、时空网变换、拓朴空间等通常并不是对称的，他自己更关注空间中的摩擦力［５］，他在１９９５年的工作中就发现城市发展模型中邻近的相互作用是非常强烈的［３４］。研究城市地理的爱德华•塔弗（ＥｄｗａｒｄＪＴａａｆｆｅ）也认为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人流、物流和信息流一直在加速，城市、区域和国家等地理尺度的不同地方的相互依赖变得日益清晰［３５］。值得注意的是，托布勒本人强调ＴＦＬ的提出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贡献，定律的效用性也不以他自己的工作为依据。他赞同科学社会学关于一个理论的接受是一个社会化过程的观点［５］。很显然，他的观点是应用马克思所提出的历史分析法而对科学理论作出的正确见解，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狡猾”的辩解，但从ＴＦＬ之争及ＴＦＬ的修正和发展背景看，这是事实而不是辩解。国内学者李小文和吕韬等主要是将ＴＦＬ引入中国并对其修正和发展，他们不仅均提出用“时空邻近”代替“空间邻近”，而且从实证的角度肯定了“时空邻近”①。李小文等基于２００３年对ＳＡＲＳ传播空间格局的研究［３６］，提出了“时空邻近度”的概念：地理空间任意两匀质区域（含点）之间的时空邻近度，对给定的“流”（指人流），正比于二者之间的总流量，反比于从一端到达另一端的平均时间［１３］，这为ＴＦＬ的定量化提供了可能。吕韬等则在比较空间自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提出“时空接近”的概念，并构建相应计算模型，结合表征时间距离的可达性指标将该模型应用于长三角区域经济差异分析，发现在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标上，“时空接近”空间自相关能更好地揭示地理事物间关联的动态变化，而在局域空间自相关指标上，当时间距离截取在合理范围时，邻接性表现出较强的稳健性［３７］。对比于国外学者的观点，或者说对比于现在对区域性质的关注，李小文和吕韬的论证是基于均质空间的。实际上，不仅现实的空间常常是非匀质的，时间也是非匀质的，那么，“非匀质时空”下ＴＦＬ是否成立？回答是肯定的，前文米勒和古德柴尔德的观点也已论述了此问题。在非匀质条件下，集聚现象将更为明显，时空自相关性和依赖性将更为依赖于“流”的路径，当时空距离截取在一定范围时，邻近性表现也会非常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