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流空间”运行环境的差异

“流空间”的概念主要是基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社会、文化背景提出的。因此，本文从四个方面对中美“流空间”运行环境的差异进行横向比较。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差异美国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服务性经济成为国民经济主要组成部分，知识与创新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显著。与此对应，美国的城市化进程也进入了城市化后期，以扩散型城市化和城市区域化为特征。而相比之下，我国的工业化起步较晚，区域发展不平衡，从总体而言，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31]，重工业化和高加工度化趋势明显。与此对应，中国基本处于城市化的中期阶段，以城镇人口持续快速增长为特征。目前，中国正在经历着世界城市化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背景最为复杂的城市化进程，其中还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等一系列重大转型。城市与区域规划管理的差异在城市与区域规划与管理方面，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HUD）通过控制联邦基金对地方政府施加影响[32]。但其对城市与区域规划发展的控制力往往比较有限。在土地使用管理方面，核心不是规划而是区划（zoning），但由于它与规划系统的分离，导致其对土地管理控制的效果不佳。总之，美国在城市地区内的物质环境发展和变化的管理，即使相比欧洲国家也要薄弱得多[33]。由于其市场经济的充分发育，美国城市与区域发展的主导因素是市场因素。市场条件下形成的城市体系主要源于专业化分工的效率与交易成本之间的博弈[34]。中国的城市与区域规划在国家层面主要是由三个部门来负责管理：发改委、住建部以及国土资源部，并形成了中央和省两个层面调节市场影响的局面[35]。发改委负责统筹协调，并着重将空间维度注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住建部通过制订城乡建设的行业规则，国土部通过控制土地供应调控城市与区域发展。由于公有制经济占据国民经济的主体以及强调宏观调控，行政资源对于其他资源的整合能力比较强，政府对城市与区域的规划与管理主要通过纵向隶属关系来实施。因此，中国的城市与区域发展的主导因素应是强有力的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因素的共同作用。城市主体关系的差异受联邦与分权制度的影响，美国城市主体在各州法律的约束框架下，具有很大的“自治权”[36]。此外，无论大小，城市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而中国的城市主体行政隶属关系较强，等级层次明显（如直辖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城市主体之间的关系是由行政的上下级关系来界定的。有学者认为从权利角度来看，中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地方政府[37]。强烈的纵向等级联系主导着空间的形成[38]。社会文化差异特定地域的文化与社会背景对“流空间”的运行有重要影响。美国社会中，个人主义、讲求竞争、金钱至上是基本准则。尤其是个人主义，被是为美国社会价值观中最为基本的、重要的价值观[39]。转型期的当今中国社会虽然面临多种文化和价值观的交融局面，但总体而言，“人情社会”、“关系社会”、“面子社会”仍是中国社会运行的主流价值体系和模式，它必将给“流空间”的运行打上中国式的烙印。就城市与区域发展而言，在某些情况下，行政领导的个人社会关系网络会对该地区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综上，中西方流空间运行的环境或场所空间的社会文化与经济基础是存在较大差异的。因此，有必要针对中国社会所处的特定时空背景，全面剖析本地化网络与要素流组成，对流空间的研究进行相关中国化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