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空间”概念的中国化

“流空间”空间分析尺度的修正由于各种功能流分布尺度的差异，国外的“流空间”分析尺度主要集中在宏观城市与区域尺度，甚至是国家尺度、全球尺度。而在我国，从流的横向流动来看，由于行政体系的垂直管理以及GDP为主导的绩效考核体系等原因，行政区经济广泛存在。因此，行政区界限成为阻碍各种流横向运动的巨大体制性障碍。流运行的地域性更加明显、等级性更加显著。绝大多数流的运动范围更多的被局限在城市群内部，特别是同一省域内部的城市之间。从流的纵向流动来看，由于行政体系整合各种资源的能力异常强大，流运动的方向也是大都沿着城市的行政等级序列纵向流动。此外，典型的城乡二元分异也使得流的纵向运动多集中于县级以上的行政单元之间。因此，从宏观来看，中国化流空间的研究尺度不宜过大，应将研究视角聚焦于功能区尺度（如巨型城市区内部、城市群内部特别是同一省域内部的等级城市之间）才能更有效地拟合中国“流空间”的运行状况。从微观来看，大城市（大都市区）内部的流空间分析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流空间运动主体的修正在西方发达国家，服务型经济及相关信息流处于绝对主导地位。流空间中的运动主体是服务业，而领跑者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我国处于重化工业化阶段，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部分，这一背景使得现代物流业成为具有重要意义的中间环节：一方面与制造业紧密相关，另一方面又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平台上。因此，中国背景的流空间研究应重点关注现代物流业的主导和标志性作用，将物流业网络或物流园区空间等级体系作为重点的研究对象。流空间网络构成的修正西方“流空间”的网络主要包含信息基础设施网络、航空联系网络、跨国公司网络、生产性服务业（APS）网络等。而在我国，流空间网络构成需要作如下修正：首先，在我国，政府整合各种资源的能力非常强大。从产业规划、调整与布局到投资、税收、土地等优惠政策的制定，无不体现出行政力量对流空间运行的强力影响，而行政权力和优势与行政等级密切相关。此外，由于政府在区域与城市间差异化的政策设计，使得各种类型“政策洼地”（如民族地区、国家级与省级新区等）成为影响流空间运行的巨大“磁场”，引发各种流的汇聚。因此，某一特定区域与城市的行政优势度与政策优势度评价对分析流空间的地方性扰动是非常重要的。其次，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大都属于国有经济的控制领域。大型国有（控股）企业和重要公司主导着中国经济的命脉，其运作网络是中国化流空间（特别是国有资本流）运动的重要通道。因此，必须对一些大型国有（控股）企业和重要公司的公司网络进行分析。最后，民间资本运行网络的分析。我国民间资本一方面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运行；另一方面，血缘、地缘以及业缘关系在民间资本流的运行中也多有反映，比如温州民间资本与广东民间资本。此外，我国民间资本的投资领域是受到一定限制的。据统计，民间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比重分别为27.5%和28.5%。在房地产和汽车产业中，民间投资逐渐成为推动其发展的主力军。民间网络的运行分析应包含大型民营财团（如温州中瑞财团等）的空间分布、主要投资项目的分布；大型民营企业的空间分布网络分析。

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首先，直接作用于某一特定城市与区域的流空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流空间与场所空间相互作用形成的所谓“场所化了的流空间”形态，中国城市地理学的流空间研究应该对欧美背景下的相关研究方法进行修正；其次，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基础、社会制度以及转型期复杂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中国化的流空间运行规律更加复杂，因此分析尺度不宜过大，聚焦于各种功能区尺度是比较合适的；最后，物流业、大型国企、大型民营财团与民企对流空间中国化的研究意义重大。物流联系可以是城市与区域关联研究的重要“流数据”，而物流园区的类型、吞吐量则是重要的属性数据。本文仅为城市地理学的流空间视角及其中国化研究的初步探索。由于转型期当下的复杂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加之我国各地区发展水平各异，甚至社会文化背景也有所差别，未来流空间中国化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和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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