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对绝大多数的朋友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为了让朋友们都能顺利的编写出所需的论文，论文频道小编专门编辑了“国内外地理学视角研讨”，希望可以助朋友们一臂之力!

流空间与场所空间的区别与联系流空间与场所空间并非格格不入，相互对立，在网络社会中，特别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流空间与场所空间是互动与交融的。Castells认为流空间被折入了（folded）场所空间[2]。因此，场所空间与流空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图略）。尤其在信息化高度普及的今天，已经很难将流空间与场所空间完全剥离开来了。此外，流空间与场所空间之间还存在着广泛的相互作用。Halbert和Rutherford指出，流和场所在分析中不能分离：流空间可以形塑场所空间，场所空间也可以形塑流空间。场所可至少通过三种方式影响流：①能够影响流的产生；②通过法律和制度、语言、文化、社会经济或者政治等因素的作用，对外来的流有过滤和选择作用；③可以通过改变流的内容和形式，以便适应某一场所的特殊性[9]。1.3流空间的城市地理学表达流空间概念引起了城市地理学的关注。与社会学不同，城市地理学视野下的流空间概念的核心是信息流引导下的一系列流（flows）以及通过各种流（主要包括信息流、人流、物流、资金流等）的不断运动所形成的空间场域或载体。社会经济文化领域中的支配性活动（dominantactivities）在其中完成运作，并由此构建了不同空间尺度下地域主体间的空间网络结构和外部关系。在城市地理学视野下，流空间的载体功能被泛化和具象化，不仅包括可以瞬间到达的电子信息流，也包括依托先进通讯和网络传输技术以及可以导致“时空压缩（compressionoftimeandspace）”的一系列流，包括航空流、高速铁路流、第三方物流等。因此，将流空间视作网络空间引导下的场所空间新的表现形式，是有道理的[10]。

国内外城市地理学流空间研究现状

国外研究流空间概念的提出引发了西方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重大转向。城市地理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一直秉承的强调“区域差异”、建立在距离基础之上的空间观。在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的支撑下，流空间作用范围在逐渐拓展，作用强度在逐渐加强。随着城市依托流空间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交换和金融流动[11]，一种全新的、跨行政界限的城市间功能关系———全球城市网络逐渐显现。在流空间背景下，城市与区域的空间结构也由单中心结构（monocentric）转向多中心结构（polycentric）。世界城市（worldcities）、全球城市（globalcities）、世界城市区（globalcity-region）和巨型城市区（mega-cityregion）等一系列概念相继被提出。由此，各种尺度（尤其是全球尺度）下的城市与区域间的网络结构、功能和关系研究成为城市地理学研究的热点。城市地理学的研究视野由原来的更多关注区域和城市与腹地的关系开始转向分析经由全球信息流、人员流、金融流、货物流等所建构的全球城市网络的结构、功能和关系，即全球城市的外部关系（externalrelation）方面。Tayler主张在研究当今世界的城市与区域空间时要用“中心流”理论（centralflowtheory）来补充原有“中心地”理论[12]。Meijers甚至将这种转向视作城市与区域研究范式的转换（paradigmshift）[13]。外部关系的研究首先要解决城市间各种流的测度问题。目前主要通过模型分析、实测流分析和参量替代三种途径来进行研究。其中，研究焦点集中于参量替代的方法。在参量替代方法中，关系数据（relationaldata）的获取显然是城市间外部关系研究的前提，也是长期制约该研究继续深入的“瓶颈”。GaWC研究团队（GlobalizationandWorldCitiesResearchNetwork）致力于全球城市网络的定量划分，他们先后通过法律服务公司网络、航空流网络、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的网络、高档酒店的分布、高等教育机构的分布、全球性媒体的分布等途径尝试构建全球城市体系的网络框架。在GaWC研究成果的基础上，PeterHall领导的POLYNET研究课题聚焦于大都市区的“多中心”（poly）结构和网络（net）议题，其核心是探讨巨型城市区系统中各独立成员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他们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展开研究。一方面，通过商务旅行、电话、会议和电子邮件等途径来直接测量实际流；另一方面，通过对区域内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执行者和高管进行深入访谈的方式获得定性数据。流空间由相互作用的许多网络组成。这些网络的目标和任务构成了不同的流空间。如果社会的文化和政治动力改变了，则流空间也随之被改变[2]。因此，上述“关系取向（re-lationalapproach）”的城市与区域研究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片面强调流空间的支配控制功能，忽视场所空间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过分依赖于美国城市背景和少数城市特殊性，研究不能体现不同政治背景的影响[14]。针对上述研究的不足，也有学者提出相应的修正方案。Halbert和Rutherford主张超越“关系取向（relationalap-proach）”，代之以“流—场所取向（flow-placeapproach）”，即将城市作为动态的、不稳定的“流—场所”。城市是流与场所交流的场所和产生的结果[9]。国内研究国内学术界对“流空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西方流空间相关理论的综述、借用航空流拟合城市与区域关联、对信息空间（尤其是互联网空间）功能与结构以及信息空间与地域空间相互作用的理论探讨。在对西方流空间相关理论的综述方面，孙中伟、路紫对“流空间”的基本性质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地理学透视[10]。沈丽珍对“流空间”的基本理论体系、“流空间”对传统空间的影响以及对城市空间的解构与重构问题进行了探讨[3]。在运用航空流拟合城市与区域关联方面，金凤君、周一星、于涛方、武文杰等都进行过相关研究[15-18]。研究多采用重力模型、复杂网络分析模型进行分析。在对信息空间（尤其是互联网空间）功能与结构以及信息空间与地理空间相互作用的理论探讨方面，HBakis、路紫对西方关于电信对地区影响的研究进行了综述[19]。张捷、顾朝林等对计算机网络信息空间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20]。汪明峰总结了城市地理学者研究网络信息空间的理论方法与实践成果[21]。刘卫东、王如渊、刘文新、李江分别对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地域结构、区域差异及其在城市地理中的应用做了相关探讨[22-25]。孙中伟探讨了世界互联网信息流的空间分布格局[26]。在信息空间影响下的地域空间结构探讨方面，甄峰等对信息时代影响下的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影响要素和构成要素进行了系统的分析[27]。陈修颖提出了信息社会中城市与区域进行空间组织的新模型，即GUT模型（政府精英网简称G网、城市精英网简称U网、企业精英网简称T网）[28]。针对流空间研究片面化的问题，艾少伟、苗长虹从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出发，建议将场所空间和流空间统一理解为由时间所形成的行动者网络空间（spaceofactor-networks）[29]。小结综上所述，Castells所阐述的“流空间”理论主要是基于全球尺度以及后工业化社会的时空背景。即便是Castells本人在论及中国的城市化时也曾指出，“城市化依赖的是发展模式。为了理解城市化，需要了解任何特定社会中的社会动力和权力关系”[30]。因此，单向度的流空间分析并不能透彻地诠释现实世界中城市与区域空间的功能与网络联系，而必须结合流空间的运行环境即特定场所空间的特殊性来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得到接近真实世界的认识。国内学术界在与“流空间”相关的国外基本理念引入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对于“流空间”在中国这一特殊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运行规律、测度方法的修正等问题却未有涉及。